總體來看，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內升級對產業轉移有相反的作用。其中 產業結構優化對產業轉移有阻礙作用，這與預期相反，可能是浙江紡織服裝產業 固定資產投資額在1990年至2010年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與第三產業的比重趨 勢相同，是一種趨勢回歸。也從側面上反映浙江產業存在嚴重的二重特征，即紡 織服裝業與第三產業并存，都處于發展期，占GDP的比重都很大，并不如預料 那樣，紡織服裝業會出現大規模轉移。此外，第三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基礎產業的 支持，紡織服裝業作為支柱性產業，對第三產業的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而第 三產業的發展，在這里更多體現的是配套設施、生產性服務及環境的改善，促進 了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浙江第三產業的比重高于中西部地區，產 業配套設施及生產性服務都優于中西部地區，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產業轉移產生 阻礙作用。
產業內升級兩個指標附加值率和資本/勞動比，其中附加值率與固定資產投 資的關系不顯著，資本/勞動比與固定資產投資呈正相關，這與預期不符。可見 資本密集度的提高會阻礙產業轉移，產業轉移反而會降低資本密集度:附加值率 與固定資產投資的關系不顯著，這與預期不符合，不過前面的機理分析已證實， 產業轉移與附加值率并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兩者的相關性較弱。
從勞動力成本和效率來看，全員勞動生產率對產業轉移有顯著的負效應。浙 江紡織服裝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高，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雖然豐富，但勞動生產 率相對較低，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產業轉移產生阻滯作用。另外勞動力相對成本 與固定資產投資呈負相關，可見勞動力成本推動了產業轉移，并且彈性系數大于 全員勞動生產率，可見勞動力成本對產業轉移的影響程度大于勞動生產率，這證 實了勞動力成本是紡織服裝產業轉移的重要影響因素?？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 情況下，面對同樣程度的要素供給條件變化，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所 占比重較高，而附加值較低，比其他資本技術密集型等產業遭受的勞動力成本上 升壓力更大，促使產業向勞動力成本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Fuchs (1929) , Garrets (1968)和Pluta(1983)的研究也表明勞動力成本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主要 影響因素。
區位方面，產業集聚與固定資產投資呈負相關，與預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產業集聚已開始出現過度集聚的問題，開始出現擴散效應，預計產業集聚度 將會繼續下降。另外，外貿依存度對固定資產投資額有正效應，這與浙江紡織服 裝業是典型的出口加工制造業密不可分。專業市場對固定資產投資也有顯著的正 響應，這與前面的機理分析一致，可見浙江區位中的市場因素至少目前來講適合 紡織服裝企業的發展。浙江利用區位優勢，大力發展紡織服裝出口加工貿易，國 際幣場需求推動了生產要素(固定資產)不斷向浙江集聚，而發達的專業市場開 拓了國內市場，又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的地理集中，強化了產業集聚態勢。但由于 產業集聚的不經濟性，邊際擴散效應開始出現。不過區位因素對固定資產投資的 影響，即對產業轉移的影響要小于生產要素對產業轉移的影響。
制度環境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反映了當地市場化程度?；貧w結果來看，對 產業轉移有粘性作用，可見目前浙江的市場環境適合紡織服裝業的發展。市場化 程度越高，完成某種產業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地區的某產業均衡規模就 會越大，進而影響產業轉移。浙江的市場化程度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意味著浙江 紡織服裝產業具有較高的均衡規模，產業轉移必然滯緩。除了市場化，其他制度 環境因素對產業轉移影響均不顯著。這說明市場制度環境是紡織服裝產業轉移的 關鍵因素，而稅收優惠等政策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的作用有限。
從樣本1990至2002年和2003至2010年的回歸結果來看，這兩個時間段影響產 業轉移的主要因素發生了變化。其中，非國有經濟的比例、經濟利益分配市場化 的份額、全員勞動生產率在這兩個時間段都對產業轉移有重要影響。全員勞動生 產率在1990至2010年間，都對固定資產投資有顯著的正相關，可見浙江紡織服裝 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具有較強的優勢，而中西部地區的紡織服裝業勞動生產率相 對較低，這會對產業轉移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
非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之前，對固定資產投資有負效應，表明當 時市場化程度并不高。隨著浙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對固定資產投資有顯著的正 效應，且程度在不斷增強。經濟利益分配市場化的份額，反映了政府的優惠政策， 對浙江固定資產投資有顯著的正相關，且影響不斷加強?？梢娬憬瓋灮菡呔哂?較強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浙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較小，尋租行為較 少，而中西部在這方面沒有優勢，雖然對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但 都是政府行為，常常“朝令夕改”，隨意性較大，這會對產業轉移產生一定的阻 滯。
從業人員年平均數在2003年之前對固定資產投資有顯著的正影響，之后并不 顯著?？梢娫缙诩徔椃b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產業升級，勞動生產率 在其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外，2003年之后，原材料價格對固定資產投資 有顯著的負效應，可見原材料成本的上升，確實推動了產業轉移。
另外，區位影響因素修正的EG指數在2003年之前促進了固定資產投資，反 映產業集聚的集聚效應在這期間大于競爭效應，2003年之后并不顯著。配套設施 在2003年之后對固定資產投資呈負相關，這與預期相反，可能原因是基礎設施的 投資，會降低運輸成本，進而會增強欠發達地區的區位優勢。布杰瓦藤( Bjorvatn, K., 2001)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基礎設施的改善會削弱其區位優勢，其交易成本 的降低會促使產業轉移到那些基礎設施相對不完善的國家，因為相對發達地區來 說，墓礎設施改善將會增強鄰近欠發達地區的區位優勢。
圈定資產額在2003年之前并不顯著，此后開始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可見固定 資產投資與原有投資存量呈正相關。這說明產業轉移的量與原有量成正比例，證 實了產業轉移的“路徑依賴性”。另外，固定資產具有資產“專用性”的特征， 反映了企業遷移時的沉沒成本，而企業留在原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遷移出去會 產生沉沒成本(Clark, 1995; Wrigley, 1996)，對產業轉移起阻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