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 基本原則之透明度原則
WTO 透明度原則體現的是現代立法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特征，在深層次上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法治的真實內涵。即在現代法治社會，不僅要以公開的法律作為全體社會主體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指南，而且要求立法、司法、行政等活動和程序也應當依法公開進行，注重這些過程及程序的透明，以確保這些活動的科學性、合理性，使法治能夠深入人心，使現代社會不僅實現有法之治，而且實現良法之治。因此，WTO 透明度原則不僅使國際貿易和國際社會能夠逐步按照法治的原則進行治理，而且能夠通過WTO 法律制度影響到WTO 各締約方的國內法。透明度原則最大的意義在于其作為程序法要求構成WTO 法律制度的法治基石之一， 是WTO 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實現國際貿易規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礎之一。透明度原則不僅表現在規則層面，更是一種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指南，具有普世價值并能夠得到普遍認同和遵守。在此意義上來說，法律不僅是規則的組合，更是一種信仰與精神內核。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情感、信賴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法律神圣性的意識和觀念，都反映了法律所具有的內在意蘊、精神氣質與性格，這也正是現代法治社會建立、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但這種對法律的信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時期點點滴滴的培養和積累。它是WTO 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自身發展的要求。堅持透明度原則有法理學、程序法、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多方面的基礎，也是多種因素的綜合，更是法治的根本要求之一。
二、WTO基本原則之無差別待遇原則
“最惠國待遇”是指在貨物貿易的關稅、費用等方面，一成員給予其他任一成員的優惠和好處，都須立即無條件地給予所有成員。而“國民待遇”是指在征收國內稅費和實施國內法規時，成員對進口產品和本國（或地區）產品要一視同仁，不得歧視。
三、從WTO基本原則看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不足
（一）缺乏統一的正式行政聽證規則
目前，我國的聽證制度規定分散在《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和《政府部門價格聽證辦法》等多部行政法規之中，造成各部門、各地行政聽證規則、程序差異巨大，給行政相對人和行政機關帶來極大的不便，造成巨大的行政資源浪費。如《行政處罰法》與《行政許可法》規定根據聽證結果作出行政決定，使很多行政相對人依據行政許可法規定要求進行聽證，結果聽證后仍對處理結果不服，又申請其他救濟措施，造成行政機關和相對人時間與資源的巨大浪費。另外，由于沒有統一的立法規定，造成許多新行政法規不得不重新對聽證制度加以創設，造成了立法資源的浪費。此外如《立法法》中規定，對起草行政法規時可采用聽證會形式聽取意見，但未作具體規定，而《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也未作出具體規定，這都造成起草行政法規時很難采用聽證會的形式聽取意見。
（二）聽證會參與主體廣泛性有欠缺，聽證會代表產生方式不合理
聽證會體現了行政決策的民主、公開，應當讓受決策影響的各利益主體都能參與到聽證會中來。目前的做法是由各組織機關確定代表的構成，國家實行聽證代表名單保密制度，妨礙了代表與被代表者的交流，聽證會上討論的話題未事先公開，無法充分了解、討論。聽證會參與主體廣泛性有欠缺，目前很多聽證代表是由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充當的，而其他代表也多為行政機關聘請。由于有些聽證關系著不特定多數人的切身利益（如價格聽證），而與其利益相關的相對人卻無法有效地參與進來，或參與進來也無法有效發表意見，嚴重影響了聽證的效果。
（三）缺乏對聽證會本身程序公正性的有效監督
聽證，是對行政行為公正性和合法性予以監督的一種重要的現代民主行政方式。但作為一種監督措施其自身的公正性也必須予以保證，現在我國對正式聽證程序的監督一般是由新聞媒體擔當，但新聞媒體的代表性不足。因此擴大對聽證程序的監督范圍，是完善我國聽證制度的又一重要方面。
四、WTO原則對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啟示
（一）借《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契機，制定統一的行政聽證規則，規范聽證制度的基本要素
采取統一的正式聽證規則有利于保證法治的統一，也有利于公眾熟悉規則，更好地參與決策。新的聽證法規應規定聽證主持人的選任及權限，聽證記錄員選任及職責，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選擇和其權利義務，聽證會的啟動，聽證通知的發放及其相應的權利義務，聽證通知的法律效果，對公開原則和言辭原則的適用，聽證公開進行等。對聽證會的開始，雙方當事人陳述及提交證據，雙方當事人辯論，最后陳述，聽證筆錄的運用和其對最終決定的約束力、例外以及相應的法律救濟方式都要加以詳細規定。當然各行政管理領域也可根據本部門、本區域的特點適用一些特殊規則。
（二）盡快做出對非正式聽證和正式聽證的立法，并明確二者的適用范圍
對正式聽證制度的運用要做嚴格限制，防止聽證會過多過濫。正式聽證和非正式聽證的劃分依據我國現實國情，兼顧了效率和公正，是權力保障與行政效率并重的。正式聽證側重于保障行政公開，彰顯程序正義理念，具體規則上體現出更多的司法化特征，因此其運用應少而精。而非正式聽證側重于保障效率，更多地表現出行政化特性，應用于處理日常的行政決定。具體來說，以正式聽證來處理有關國計民生或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社會性行政處理決定，如水、油等價格的調整，如關系到地區經濟發展和影響重大的針對大型企業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行政許可決定等。而以非正式行政聽證方式，處理日常針對特定少數人、組織、法人等無重大社會影響的具體行政行為，以保障行政聽證確實發揮效果，并保障行政效率。
（三）擴大聽證行政相對人參加范圍，完善正式聽證相對人選舉
在對公民有重大影響的社會性行政決定中，采用正式聽證模式的行政相對人代表選舉至關重要。我認為，首先應由戶籍部門和司法、行政部門對一地區（以縣、區、市）為單位，對本地居民以區域劃分，并登記在冊。要舉行聽證會時，在登記在冊的所有合適的居民中（精神正常、年滿１８歲、有獨立收入來源）選出相當于應出席代表人數２－３倍的候選人，再由其所在區居民在候選人中最終選出出席聽證會的行政相對人代表。出席代表對選區選民負責，并向其匯報聽證結果。
（四）加強聽證監督，做到聽證會程序透明化，建立相對人閱卷權制度
對正式行政聽證，應主動以網絡主播、電視直播方式向全社會公開，并提供聽證會錄像，接受社會監督，人大政協和新聞媒體可自由參加報道，擴大社會監督。而對程序有瑕疵的聽證會立法可給予行政相對人適當的救濟，并可銜接司法救濟。
我國行政聽證制度存在大量需要改革完善的地方，WTO基本原則給我們的啟示我們應盡量加以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