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高校審計體系與之類似。云南財經大學會計學教授、博士朱錦余告訴記者，第一個層次是國家審計機關對高校財政、財務收支進行的以合法性、真實性和效益性為主的審計以及校領導任期經濟責任審計，雖然包括業務內容，但以財政財務收支及其任期經濟責任目標完成情況為主；第二個層次是高校主管部門即教育部門設置監審處，主要對所屬高校財政財務收支及其使用情況開展審計；第三個層次是高校內部設置監審處，重點對下屬院校和后勤部門等的下屬單位進行審計；第四個層次就是由相關部門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開展的專項審計，如近年來開展的高校績效審計，主要圍繞績效目標的完成情況，也包括項目審計。
誠然，審計效果與覆蓋面、人員素質、審計目標與主要內容、被審單位反審計能力有關，不過很明顯的是，上述4個審計層次很少將“業務運營”納入審計范圍，至少沒有將其作為重點審計內容。
業內人士表示，除了政府審計機關在對高校領導開展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時會涉及“業務運營”等情況外，理論上只能依靠外部監管部門和高校內審部門監督。
但國內高校內審部門似乎并不獨立。記者發現，上海大學明文表示內部審計機構是“在分管校長的領導下，依照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和學校的有關規定，對學校的經濟活動履行審計職責”。這樣的審計很難對學校的違紀違規問題開展公正、獨立的審計，況且，強調的還只是“對學校經濟活動履行審計職責”。
記者同時發現，中國人民大學披露的審計信息還停留在2009年。
看來，要依賴內審部門發現學校的問題有些困難，究竟高校內審效果如何，記者也不得而知。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大多數學校的財務報表和預決算，只會在職工代表大會、教師代表大會上公布，其它教職工沒有知情權，何況是審計結果呢？
或應納入法定審計
較為健全的審計體系和不顯著的審計效果，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此，受訪者均呼吁將包括高校在內的事業單位年報和主要業務活動納入法定審計范圍，將審計結果公開。
北京中瑞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梅貴琴多年從事高校審計，北京、上海等多家高校都是其審計對象。她告訴記者，目前會計師事務所針對高校主要開展的是專項審計，如受科技部委托對高校涉及的“863計劃”、“973計劃”等相關科技項目進行審計，主要審查資金的使用情況，除上海外，各會計師事務所還未對高校年報開展審計。
但朱錦余幾年前到英國考察發現，包括愛丁堡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年報都被要求像上市公司一樣接受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并將審計結果在學校網站上進行公開。
美國則已經進展到圍繞“5E”進行運營績效審計，即對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環境性和適當性進行評價。
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吳溪了解到的情況是，國外包括醫院、高校在內的大部分公立機構的公共資源使用情況均被納入法定審計范圍，并對其審計特征進行系統性研究，相關文獻記載可以追溯到30年前。
吳溪認為，審計報告的受眾范圍決定審計結果是否能發揮實質作用。在國內，通常只有上級主管機構對審計結果進行閱讀和使用，沒有進行更廣泛的公開，供研究者以及公眾查閱。
“審計結果僅提供給主管機構，將無法被充分使用，也缺乏威懾和監督作用。如此，即便高校財報和主要業務活動納入法定需求，如果沒有實際監督能力，審計制度發揮作用也就十分有限。”因此，吳溪認為，在審計制度設計上，應先將高校財報納入法定審計范圍，考慮到審計資源有限，也可采取周期性全面審計，同時各個年度對某些重點領域（如基建、科技、教育經費等）進行輪流審計。
事實上，由政府出面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事業單位開展審計是較好的發展趨勢。去年上海市財政局已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本市89家事業單位財報和部門決算報表進行審計，今年則有41家中標會計師事務所與上海市財政監督局簽約了上海市2011年度市級679戶事業單位財報和部門決算報表審計服務項目，高校也在其列。
吳溪認為，我國已在高校、醫院等領域的事業單位推進了會計改革，但事業單位的財報審計在全國范圍內推進還需要一個過程，上海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梅貴琴則認為，還要進一步制定相關審計準則，尤其是如何確認事業單位無形資產等。目前，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正積極對此開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