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注冊會計師行業發達國家,市場演變的規律是日趨集中。早在1932年,《財富》雜志的美國注冊會計師排行榜,便凸現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強勢。此后的半個多世紀,“八大”逐漸合并為目前的“四大”,其規模亦迅速擴張。GAO的一份報告表明,截至2002年底,“四大”在美國證券審計市場上的市場份額為78%,且在大客戶市場上的份額還要高。反觀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卻一直難有大型事務所脫穎而出。對規模經濟的研究可以為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擴張提供理論基礎,西方學者對該問題進行過大量的探索,并用此來解釋由超級大所主導的審計市場結構。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大型事務所為何具有規模優勢?其規模優勢在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否有所體現?
一、規模經濟與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規模經濟
經濟學文獻中,規模經濟是用來描述企業規模變動與成本變動關系的理論,是指企業規模擴大,導致平均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現象。規模經濟產生的原因在于生產活動的“不可任意分割”和“附加利益效應”,即生產要素在合理匹配情況下產生的協同作用。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不同產業具有不同性質和不同程度的規模經濟來源,由此決定了其不同的規模分布特點。注冊會計師行業是一個規模經濟效應較為明顯的行業,該行業規模經濟易于形成的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較低程度的資產專用性,有利于事務所通過業務擴張降低平均成本
按照W illiamson (2001)的歸納,資產專用性可以分為6種:場地專用性、物質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專項資產、品牌資本與臨時專用性。資產專用性程度越高,資源在不同行業或業務間轉移的成本就越高;反之,資源就越容易轉移,企業業務的擴張也越便利。
對于會計師事務所來說,場地、物質資產和品牌資本幾乎不存在專用性。場地和物質資產一旦投入使用,在達到其最大生產能力之前,產出增加的邊際成本很小。業務擴張時,對事務所品牌的使用不僅不會帶來額外的成本,甚至還能提升品牌自身的價值。因此,事務所規模的擴張,只會降低上述資產的平均使用成本。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和專項資產一般只存在于大型事務所中,主要是指事務所針對目標產業中的客戶特征,投資形成的一套產業特有知識和行業專家才能,以及創造出的針對特定產業的結構性程序。上述專用性資產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其他通用性資產帶來的規模經濟,增加了事務所向其他產業或領域拓展業務的轉換成本。但在這些產業內部,它們也并非是專用的,事務所還可以憑借產業專家的形象占據大量行業市場份額,實行業務擴張(Danos and Eichenseher, 1982; W illiams, 1988)。臨時專用性的資產由于在一段時間過后可以轉換為通用性的,也是事務所在業務擴張或轉移是無需考慮的。
2. 異質性的審計產品,有利于大型事務所通過穩定的市場形象吸引客戶并獲取審計收費溢價
審計服務的最終結果是一個具有標準格式的意見報告書,看起來似乎是同質性的產品。但產品如果真的同質,那么客戶在選擇審計服務時只需考慮審計收費高低。而大型事務所一般又具有低成本的優勢,這樣,小型事務所必定無法與大型事務所抗衡。照此推論,市場上應該只剩下大型事務所。但事實并非如此,這就推翻了審計產品同質性的假說。
雖然產品異質,但審計作為一種專業性的服務,質量是無從直觀界定的。為此,市場上一般以事務所規模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DeAngelo (1981)為事務所規模和審計質量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指出審計質量取決于兩方面的因素:獨立性和審計師能力。通過探討事務所規模帶來的擔保產權問題,論證了事務所規模與獨立性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此外,事務所內部培訓課程的共享、審計師之間的溝通還會出現知識外溢效應。事務所規模越大,外溢效應也就越大,從而越有利于審計師能力的提高。
大型事務所在審計質量方面的優勢,使得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對其青睞有加。這不僅致使審計市場日趨集中于少數的幾家大型事務所,亦給其帶來了更高的審計收費溢價。Moizer (1997)關于會計師事務所聲譽與審計質量溢價的文獻回顧表明,在一個競爭性的審計市場中,不同事務所之間的審計服務定價差異代表了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回報,規模越大的事務所,審計服務定價越高。
3. 審計與非審計服務聯合提供產生的合約范圍經濟,有利于事務所在非審計服務市場上的業務擴張
隨著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發展,傳統的審計服務市場逐漸飽和,非審計服務需求大量增加。由于非審計服務需求廣泛、風險小、邊際利潤又遠遠大于審計服務,使其非常具有吸引力,正逐漸成為會計師事務所的主要利潤來源。雖然存在非審計服務可能會降低審計服務質量的擔憂,但二者的聯合提供將會產生范圍經濟卻得到了眾多學者的一致公認(Antle and Demsk,i 1991; Arrunada, 2000)。原因之一在于審計和非審計服務都需要利用相同類型的信息,對信息的聯合使用導致了知識外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合約范圍經濟效應。合約范圍經濟的存在根源于服務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高額交易成本。基于此,提供相同的合約資源(例如,品牌、聲譽、質量控制系統)對于保護聯合服務條款的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這些聯合服務通常是以降低搜尋成本的“一站式購物”形式提供的。作為一個合理的結果,客戶從一家事務所同時獲取審計和非審計服務,自然比從兩家不同的事務所獲取上述服務更為有效。合約范圍經濟在審計與非審計服務之間的流動,使得大型事務所在傳統審計市場上的優勢地位自然而然的延伸至非審計服務市場①。
大型事務所具有的規模優勢是事務所之間不斷進行兼并、聯合以擴大規模的重要原因,但這種規模優勢是否無處不在呢?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在大客戶市場和小客戶市場上,會計師事務所的行為方式和工作績效迥然不同,大型事務所的規模優勢也主要體現在大客戶市場上。在大客戶市場上,客戶企業資產規模大、地理位置分散、業務處理復雜,非大型的事務所很難有足夠的能力為其提供專業服務。企業規模大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所產生的代理成本高,企業也更需要借助高質量的審計服務降低代理成本?；谏鲜鰞牲c原因,小型事務所一般很難承攬到大客戶業務。小客戶市場上,客戶業務相對簡單、代理成本也較低,因而不存在對事務所規模的特殊要求。任何規模的事務所都可參與競爭。如果大型事務所依舊維持較高的審計定價,客戶企業便可能傾向于尋求那些價格較低的小型事務所降低審計成本。另一方面,大型事務所龐大的規模還可能會帶來X非效率②。因此,在小客戶市場上,小型事務所或許更具有競爭優勢。對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審計市場的研究表明,“四大”在壟斷大客戶市場的同時,小客戶市場上仍存在眾多區域性的小型事務所與之競爭。(Simnnic, 1980; Francis, 1984; Palmrose, 1986; Johnson et a.l 1995)。
二、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規模經濟現狀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結論: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較為顯著,但大型事務所的規模優勢主要體現在大客戶市場上。那么,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否遵循上述規律呢?
在此,我們首先沿用Stigle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生存競爭法,對我國的情況進行考察。該方法測定最佳規模企業的基本過程是:先把某一產業的企業按規模分類,然后計算各時期不同規模企業所占份額及其變化,以此判斷該規模等級企業的效率和生存能力強弱。如果某等級企業的產出份額下降,則說明該規模的企業效率較低,一般說,效率越低,份額下降越快;反之,如果某等級企業的產出份額上升,則說明該規模的企業效率較高,處于規模經濟的范圍之中。
具體而言,我們首先以CPA人數為標準,對2002~2004年間入選事務所業務收入百強且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事務所進行了劃分?？紤]到“四大”早已是大規模事務所的代名詞,我們將其單列。這樣,事務所被劃分為如下4類。之所以用CPA人數來衡量事務所規模,主要考慮是該行業人力資本密集的特點;剔除不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事務所,是為了避免市場進入壁壘差異對其業務拓展的影響;對于那些由于CPA人數變動而在不同年度分屬于不同規模等級的事務所,我們也進行了剔除。2002~2004年間,符合上述標準的事務所共有47家,以業務收入計算的市場份額如表1示:
從表1可以看出,如果以業務收入作為劃分其規模等級的標準,這四類事務所的規模差異也相當明顯。“四大”的5家合作所在中國市場上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其他3類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大體在10%,但事務所數量依次遞增的幅度卻很大,也就是說其規模遞減程度明顯。從而證明了以CPA人數劃分事務所規模等級的合理性。
2002~2004年間,“四大”的市場份額從38.22%增加到46.57%,呈現出明顯的上升態勢,說明“四大”整體上存在規模經濟。相比之下,其他3類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且CPA人數越少的事務所,市場份額丟失越多。這不僅表明了本土事務所的規模不經濟,還進一步表明了其規模不經濟的程度隨著事務所規模的減小而遞增。
以上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四大”存在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那么,其規模優勢是否主要體現在大客戶市場上呢?如果是的話,“四大”應該會走大客戶線路。我們試圖進行進一步的判斷。此處,由于數據獲取方面的原因,我們將研究對象集中在A股審計市場上,以客戶數和客戶資產對市場份額進行度量。我們采用Gul(1999)的四分位法,以資產規模為序,將資產規模最大的75%以上的客戶定義為大客戶市場,資產規模最小的25%以下的客戶定義為小客戶市場。分別以客戶數和客戶資產計算了“四大”在2002~2004年間的市場份額。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兩個市場的對比,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四大”所表現出的差異。大客戶市場上的占有率很高, 3年來以客戶資產計算的市場份額均接近60%;而在小客戶市場上,不管以哪種指標計算,市場份額始終不超過3%。說明“四大”明顯的在走大客戶線路。在大客戶市場上,以客戶資產計算的市場份額顯著高于以客戶數計算的市場份額,這就表明即使在該市場內部,“四大”的客戶也多是規模更大的公司,從而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的結論。
結合表1,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背離現象: 2002~2004年間,“四大”的整體業務收入呈明顯上升趨勢,但在A股審計市場上,其市場份額卻少有變化。出現這種背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統計口徑不一致;其二也可能是因為安達信審計失敗事件給證券審計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本土事務所規模不經濟的原因分析
同“四大”相比,本土事務所在市場擴張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但我們顯然不能把這種低效率簡單的歸因于事務所規模不夠大。事實上,除普華永道外,“四大”中其余幾家的CPA人數均少于國內的一些大型事務所。那么,問題又出在哪里呢?
1. 準入管制和價格管制
注冊會計師行業嚴格的準入管制本意在于保護公眾利益,但也會對其他事務所形成巨大的進入障礙,同時給在位事務所帶來進入管制的“租金”,降低其提高效率和參與競爭的激勵。對審計收費實行價格監管源于價格競爭導致審計質量下降的擔憂,但這無疑使在位事務所又享受了價格管制帶來的“租金”。如果客戶不能通過尋找高效率、低成本的事務所降低審計收費,那么,這樣的價格監管也只能起到保護落后、低效率事務所的作用。我國的情況正是如此,一方面是監管當局對證券審計市場進行嚴格的“許可證管理”,強烈的地方保護主義也使得事務所很難進入異地市場;另一方面是中注協對最低審計收費實行下限監管,將“炒魷魚、接下家”的“低價攬客”行為視為不正當競爭。轉軌時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制度裝置難以孕育出充分自由的競爭環境,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本土事務所的效率低下、市場擴張乏力。而對于以其品牌形象參與競爭并獲取收費溢價的“四大”來說,上述管制措施則很難產生影響。
2. 監管當局不信任
在中國審計市場發展早期,出于“保護幼稚產業”的樸素情結,監管當局對外資事務所進行了嚴格的準入管制。隨著中國加入WTO,對服務業開放的承諾使得監管當局開始認識到,弱化競爭的政府保護不僅無法阻止進入,長此以往還將導致本土事務所喪失“自生能力”。在默認以“四大”為代表的外資事務所審計質量更高的隱含前提下,監管當局給予了它們非同一般的超國民待遇,甚至為其市場擴張提供政策保障,如要求B股和金融類上市公司實行雙重審計制度,同時聘請中外各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提供會計報表審計服務。2001年12月,證監會又發布了《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的暫行規定》,要求A股公司在IPO或上市后再融資時,應聘請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雖然由于安然事件爆發,該暫行規定“無疾而終”
,但它卻充分顯示了監管當局對國際大所的信賴,也意味著對本土事務所信譽投下了否決票。對于本土事務所來說,這一打擊無疑是相當沉重的。于是,便很容易理解我國審計市場上出現的奇怪現象:本土事務所為“低價攬客”打得不可開交,“四大”卻以其高額收費跑馬圈地。
3. 內部管理混亂
內部管理問題大多出現在事務所規模擴張階段。事務所規模擴張后,機構增加、人員增多,管理層次相應擴充。由此帶來計劃與控制的復雜程度提高、信息傳遞扭曲變形的可能性增大,同時也造成了管理難度的加大。這樣,隨著事務所規模擴張,其系統內部的決策效率是下降的,從而影響有效產出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在事務所通過合并的方式實行規模擴張時,業務擴大與公司統一難以兼顧,其內部管理格外容易出現問題。Ravenscraft and Scherer (1987)在一項研究中發現,企業在完成合并后,其經營效率一般都會下降。我國目前相對較大的本土事務所多是經合并而成的,但合并的原因復雜多樣。有的是為了獲取某種資格,有的是地方政府為形成地方壟斷在“拉郎配”。復雜的合并目的使得合并后的事務所缺乏統一管理,不但發揮不出合并的規模效益,還可能進一步帶來效率低下。
4. 缺乏國際經驗
近年來,隨著企業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的企業紛紛走上海外上市的道路。相對于境內上市而言,海外上市對審計服務的要求要復雜得多。僅以需要填制的表格來看,國內上市審計需要填制30張,國外上市根據國際會計標準上市審計需要填的表格則高達2000來張,且上市之后也要按照這樣的標準去做。由于缺乏國際化經驗,加上海外資本市場也缺乏對中國本土事務所的了解,隨著國內企業境外上市融資,不少一直跟隨著這些企業的本土事務所都成了被拋棄的對象。利潤空間很大的境外上市審計業務幾乎全被擁有國際經驗以及聲譽卓著的“四大”所占據。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資產專用性、產品異質、合約范圍經濟三個角度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該行業具有較為明顯規模經濟效應,但大型事務所的規模優勢主要體現在大客戶市場上。在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四大”在大客戶市場上表現出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本土事務所則呈現出一種規模不經濟的狀態,且規模越小的事務所其規模不經濟的現象越明顯。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準入管制、價格管制、監管當局不信任、事務所內部管理混亂以及缺乏國際經驗是制約本土大型事務所規模經濟效應發揮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規模經濟效應的發揮以及事務所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必須改革現行的市場準入監管制度,形成“能進能出”的競爭與淘汰機制;其次,應該取消審計市場的價格監管,以價格競爭促進事務所效率的提高;第三,監管當局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待不同成分的事務所,避免給市場傳遞歧視性信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另外,事務所也不能盲目追求規模擴張,而應該注重內部管理,積累國際經驗。事務所合并時尤其應該注意合并后的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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