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簡介與基本結構
(一)文獻簡介ChristopherD．1ttner和David F．Larcker的《評價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一個基于價值的管理視角》(Assessing crop-irie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a value-based managementperspective，以下簡稱《研究》)一文發表于2001年的《會計學與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研究》使用以價值為基礎的管理框架，對管理會計中的實證研究進行了縝密的回顧，將過去數十年內管理會計的各種杰出研究整合成一個完整構架。《研究》薈萃了許多近期研究的共識，同時也確認了其中存在的差距和矛盾，進而通過討論普遍的方法和經濟計量問題，提出對未來的管理會計研究的有效建議。
(二)文獻基本結構《研究》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簡要介紹基于價值的管理分析框架(VBM)及選擇該框架的理由；第二部分概述了用來引導全文觀點的簡單VBM框架，并且討論該框架與其他管理會計文獻中的概念模型和經濟理論的聯系；第三部分是對管理會計實證研究的全面評估；第四部分批判性地回顧了VBM框架進程中的每一步研究并且確定了潛在的研究課題；第五部分討論了未來管理會計實證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觀點；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結論。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基于價值管理的分析框架價值管理框架(vBM框架)以過去管理會計的實務為基礎，明確提出為股東創造出色的長期價值為管理目標，意在為衡量和管理企業提供一個綜合框架(Dixon和Hedhy，1993；Copeland等，1996；Kpmg Consulting，1999；Black等，1998)。盡管VBM框架隨企業不同而有所變化，但通常包括以下六個基本步驟。包括：選擇能提高股東價值的具體內部目標；選擇與贏得既選目標相一致的戰略和組織設計；在既定組織戰略和組織設計下，確認能在經營中創造價值的特定業績變量(或“價值動因”)；在以價值動因分析確認不同優先級的基礎之上，制定行動計劃，選擇業績計量指標，設定針對性目標；評價行動計劃是否成功實施，并執行組織和管理業績評價；根據目前結果，及時評價組織內部目標、戰略、計劃和控制系統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時加以修改。
以上簡明有序的VBM框架和所有其他組織設計框架一樣，是對實務中復雜的相互依賴性、同時選擇(simuhaneous Choices)和反饋循環的一個抽象總結。可是，它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機制，以將管理會計中的實證研究加以分類(這些研究通常具有相似的邏輯順序)，并評價這些研究對規范性的VBM框架中所討論的各種關系的支持程度。更重要的是，該框架蘊含了權變理論、代理模型(Baiman，1990；Lanbert，2001)和經濟學基礎的組織設計框架(Bricklcy等，1997；Milgrom和Roberts，1992；Jensen，1998)所強調的諸般聯系。《研究》以該框架為基礎，對西方管理會計領域價值管理的經驗文獻進行了回顧與評論。
(二)管理會計實證研究的觀察在回顧前人研究時，存在著一些顯著的特點，包括實務導向特性、研究范圍迎合最新管理方向的程度、以及研究者所采用樣本的多樣性、研究方法和理論依據。其中：最顯著的是隨著實務的改變而變動(盡管有些滯后)的研究范圍。將研究焦點聚集在前沿課題有利有弊。一方面，導致一系列的文章產生，更能迎合實務人員的需求，并覆蓋了當代管理會計教科書的大部分內容。這種吻合是必要的，有助于克服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管理會計研究不再與管理活動相關，并且不再反映管理者們關心的問題的缺陷。而另一方面，這也造成了管理會計領域的追風特性。許多文章的產生完全是在商業壓力下引人注目的某一特定話題推動的，而很少致力于更廣闊的理論背景下的實踐或研究。盡管以前的熱門話題還沒有完全研究透徹，但這些課題也會隨著下一波管理會計創新的出現而逐漸不再受重視。
造成管理會計研究成果變得難以推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研究者使用的樣本、研究手段和理論的多樣性。許多因素構成這種多樣性，其中主要是激發管理會計研究進行的理論學科的差異性。不同于資本市場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金融經濟理論上，管理會計研究涉及許多不同的學科，包括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和經營研究。涉及這些不同的學科一部分是因為大多數實證會計研究是由北美之外的地區推動的。相比來自北美的經濟導向的重點雜志的文獻資料，《研究》更多地注意那些來自于行為導向的歐洲會計雜志、組織機構和社會機構的文獻。另外一個導致多樣性的原因是管理會計研究缺乏公開可得的數據。相對于財務會計和管理層薪金研究能夠從財務報告，公司披露和如Compustat、CRSP、ExectmomD和I／B／E／S這樣的數據庫獲得研究數據，管理會計實務的公共信息和可用的數據很少能用來研究。所以，研究者必須使用工具進行社會調查(而這些調查結果每次往往都有一些差別)。寬廣的數據收集渠道能使管理會計研究避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偶然事件上，當研究者們被可利用的公共數據局限時，就可能會犯錯誤。然而，樣本的多樣性導致很難進行研究結果的比較、研究出先進的成果或者對結果的大概范圍進行估計。
(三)實證研究回顧作者分類并概括一系列不同的管理會計研究成果。并以自己的觀點來評價管理會計研究。
一是組織目標的選擇。管理會計研究的一個基本假設認為管理會計的最終目標是為實現組織目標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控制機制。然而，具體組織目標的選擇卻被摒棄在管理會計的傳統研究范圍之外。這種狀況已隨VBM方法的出現而改變。許多VBM的支持者主張一個組織的主要目標必須用“經濟價值”指標(如經濟增加值(EVA)、投資現金流量回報(cFROI)等)來表述，才能將內部目標與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很好地契合(copeland等，1996；Stern等，1995；KPMGConsulting，1999)。該觀點的理論基礎是認為經濟價值指標的變動比傳統會計指標更能反映股東價值的變動，因而在目標設定、資本預算和薪酬計劃(stern等，1995)中可以取代會計指標。Anctil(1996)、Rogerson(1997)、Reichelstein(1997)等的分析性研究顯示了只有使用如EVA等基于剩余收益的指標作為組織的根本目標．才能保證實現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相一致性。該領域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經濟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標是否比傳統的會計指標更與公司價值相關；其二，使用以經濟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標的企業是否比其他企業創造了更多的價值。 Milunovich、Tseui(1996)以及Lehn、Makhija(1997)對市場指標
與EVA相關關系研究的簡單單變量檢驗發現，相對于會計回報、自由現金流量等傳統指標，EVA指標與市場價值增量更相關。O’Byrne(1996)和Chen、Dodd(1997)的研究進一步發現，EVA指標或修正的EVA指標在解釋股票回報時比會計盈余優越。可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證據。例如，Chan和Dodd(1997)、Biddh等(1997)發現EVA指標的解釋能力遠較其倡議者的推斷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經濟價值指標與股票報酬有更強的統計關系，也不能下結論說它對于管理計劃與控制更可取。例如，qesdal(1981)和Paul(1992)的分析研究顯示，對于評估企業價值有用的信息系統未必適用于評價管理者業績。對前述研究的最大限制是對經濟附加值的公開可得數據的使用，目前為止的研究也重點關注經濟附加值，或者其他凈收入基礎經濟價值方法的價值相關性。對于為會計和控制目的而采用經濟價值指標作為主要目標的組織是否能取得出色的業績，經驗證據至今無法為上述問題提供確定性答案。
二是戰略制定和組織設計選擇。VBM進程的第二步是選擇具體的戰略和設計組織結構以實現之前選擇的公司目標。該步驟與許多經濟學基礎的組織設計框架和分析模型相吻合。該領域的研究也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如何定義公司的戰略；如何根據公司戰略設計合理的組織結構。作者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實證研究中的戰略效果的計量上，回顧組織結構設計方面的研究。管理會計文獻通常在既定的戰略下考查戰略選擇與組織的會計及控制系統設計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常常將戰略計量成從“防御”、“收獲”或“成本領先”戰略到“勘探”、“建設”或“創新”戰略的一個連續系統(Dent，1990；Langfield，1997)。“防御”、“收獲”或“成本領先”戰略強調在狹窄的產品范圍內努力成為一個低成本制造商，而“勘探”、“建設”或“創新”戰略則強調利用一系列創新產品或服務努力成為市場開拓第一人。盡管這個簡單的連續系統是組織戰略一個有用的指示器，但是，它卻忽略了戰略選擇的多維性質。例如，戰略研究者認為存在嚴格的成本領先和嚴格的創新戰略之外的其他戰略，如提供比競爭者更高質量的產品、利用形象細分產品、出色的客戶服務等(Miles~Snow．1978；Poaer，1985)。在管理會計研究中另外一個被廣泛用來衡量戰略的變量是“感知的環境不確定性”(Perceived EnvironmentalUncertainty，PEU)。有研究顯示，競爭不確定性與環境不確定性是相聯系的，富有創新精神的“勘探”企業比采用成本領先或“防御”戰略的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Fisher，1995)。然而，使用不確定環境探知方法作為一種度量戰略的代替方法有一些問題。
除了將重點放在公司或業務單元的戰略上，也有一些研究考查較低層次的經營戰略，如適時生產(Just-In-Time Production)、彈性制造系統和全面質量管理(Daniel~lTReitsperger，1991；Banker等，1993；Young和Selto，1993；Abernethy和Lillis，1995；Ittner和Larker，1995，1997；Perera等，1997；Sim和Killougn，1998；Scott和Tiessen，1999)。與大量分析性研究(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形成了鮮明對照，只有極少數的經驗研究考查了組織設計的決定因素。大量經驗研究假定組織設計選擇(如非中心化、決策權分配和相互依賴性)與戰略(或察知環境不確定性)之間存在某種聯系，并假定組織設計與戰略的適配程度對控制系統設計和企業業績有重要影響。但檢驗這些觀點的研究卻得到了不一致的結果，設計精良、樣本龐大的后繼研究將為觀點的證明提供寶貴的見解。改進該領域研究的關鍵是改進對戰略的衡量方法。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測試出目標、戰略和組織結構設計是否被同時決定的。一些經濟理論提出這些選擇應該被一同做出(Briekley等，1997a；Milgrom和Roberts。1995)，而不是像VBM框架所顯示的逐步做出。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研究在它們的實證模型設定中，將一個或者幾個決策看作是外生的自變量(女flDent，1990；Langfield-Smith，1997)。最后，在組織結構設計各種方案的決策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管理會計理論認為這些方案是管理會計控制系統中的關鍵部分(如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Brickley等，1997a)。
三是價值動因的確認。代理模型指出，控制系統的目標是促使代理人的真實行動與委托人所合意行動相一致。如果委托人的最終目標是股東價值最大化，那么控制系統就應重視能增加股東回報的行動。價值管理程序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念，它將重點放在能增加股東價值的財務及經營“價值動因”上。確認這些動因及其相互關系，也就是確認引起成本增加或收入變動的具體行動或動因，預期會改進資源配置、績效考評和信息系統設計。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作業成本法(ABC)；戰略成本管理(sCM)；平衡計分卡(Bsc)。
作業成本法研究強調非產量相關指標對制造費用的預測能力(Cooper和Kaplan，1991)。該類文獻主要研究增加對成本動因的理解會如何改善制造費用的分配，進而改善決策的制定。迄今為止大多數的價值動因研究已經檢驗了ABC關于非產量成本動因能夠解釋大部分間接費用成本的觀點。雖然存在少數相左觀點(Foster和Gupta，1990)，總的來看，這種觀點得到了有效的證實。例如。Banker等(1995)、Andemon(1995)、Plait(1996)、Ittner等(1997)和Fisher、Itmer(1999)的分析發現，即使在控制了直接人工成本(產量的替代變量)之后，復雜性變量與制造成本仍然顯著相關；Macarthur、Tranahan(1998)利用醫院數據發現醫院的復雜程度和維持這種復雜程度的制造費用水平是被同時確定的；htner等(1997)通過對眾多制造指標的主成分分析發現，這些指標總體上與Cooper和Kaplan’s(1991)提出“制造費用層級結構”中的單位、批次和產品維持類別相對應。戰略成本管理文獻擴展了ABC的概念，除了強調制造費用的結構性動因(例如組織的規模和范圍、技術水平及類型，以及產品類別戰略等)之外，還強調以組織高效執行其經營活動的能力為基礎的“執行性”成本動因(工作小組參與、客戶和供應商關系、產品和生產過程設計等)(Porter，1985；Riley，1987；Shank~Govindarajan，1994；Shields和Young，1995)。平衡計分卡概念在成本動因分析基礎上繼續發展，它強調根據多維的“價值動因”——包括財務業績、客戶關系、內部經營過程以及學習和創
新——來計量業績(Kaplan和Norton，1996)。該領域的研究通常對非財務指標是財務指標的領先指標(Leading Indicator)或未來財務業績動因的觀點進行驗證。例如，Banker等(2000)，Behn、Riley(1999)和htner、Larcker(1998)的研究發現，客戶滿意度指標和未來會計業績和，或現時市場價值有正相關關系，Ittner和Lareker(1998)也發現前者具有領先指標的作用。然而，客戶滿意度與未來業績之間并非線性關系，在其較高水平上客戶滿意度的業績效應并不明顯。另外，少量研究為平衡計分卡所稱“效益”提供了有限的支持。例如，Chenhall、Langfield-Smith(1998)和Ittner等(2001)報告了平衡計分卡具有中等或略高于中等程度的察知(Perceived)效益，但他們同時發現平衡計分卡薪酬計劃在提升管理者對戰略目標及行動的理解方面并無重大作用。
四是行動計劃制定、計量指標選擇和針對性目標設定。VBM框架的第四步是在價值動因分析的基礎上制定行動計劃，并選擇保證行動計劃成功實施的計量指標以及設定針對性目標。該步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投資項目和行動方案的選擇：業績指標的選擇；業績目標的設定。
在管理會計文獻中，關于具體行動計劃的選擇問題，只有資本投資的選擇引起了足夠的重視。關于資本投資選擇的經驗研究分兩類：一類(大部分研究)考察使用復雜資本預算技術的企業是否比采用較簡單方法的企業有更好的業績，如Haka(1987)發現當折現現金流量(DCF)技術在可預測環境下使用時，股東回報較高；另一類考察資本投資決策中非財務信息和外部信息的影響，如Larcker(1981)發現在戰略資本預算中內部與外部信息、財務與非財務信息一般具有較高的察知重要性；Cart,Tomkin(1996)發現，“成功”企業在競爭事項、價值鏈分析和基本成本動因分析上投入了遠較其“不太成功”的競爭對手更多的注意力，但在財務計算上卻只投入了很少的注意力。相對于管理會計的其他方面，業績指標的選擇受到了較多的關注。總體上，這些研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考察信息和控制系統特性，其結果通常支持業績指標選擇是組織競爭環境、戰略和組織設計的一個函數的觀點。例如，Hayes(1977)，Gordon、Narayanan(1983)，Gul、Chia(1994)，Chong(1996)和Scott,Tiessen(1999)均發現組織設計的復雜程度與業績指標的多樣性(包括財務和非財務指標)之間有正相關關系；Chenhall、Morris(1986)發現非中心化、PEU和組織內的相互依賴性與管理會計系統四種特性——范圍(是否包括外部、非財務和未來導向信息)、及時性、集成性和加總水平一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Simons(1987)和Guilding(1999)發現“探勘”企業和“防御”企業對業績計量指標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別；Merchants(1984)，Duck(1992)，BrowneU、Merchant(1990)發現生產技術對預算控制系統的使用和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關于業績指標的第二類研究主要是關注薪酬計劃，這類研究主要考察業績指標選擇的決定因素和薪酬計劃的業績效應。前者如Lambert、Larcker(1987)，Sloan(1993)，Ely(1991)，Bushman等(1996)和Ianer等(1997)等發現，在CEO／執行官薪酬合約中，業績指標選擇(包括財務和非財務指標、會計和市場指標)的重要決定因素包括：企業所處行業，企業成長性，戰略質量創新活動的采用程度，管理者的任期、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傳統財務指標摻雜噪音的程度等；Bushman等(1995)和Keating(1997)考查業績標準賴以計量的組織層級，他們發現部門指標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包括部門成長性、組織內的相互依賴性和部門相對于公司的規模。后者如Govindarajan、Gupta(1985)，Simons(1987)和Govindarajan(1988)顯示，那些將激勵計劃業績指標與前文論及的權變因素緊密結合的組織能取得較高的業績。盡管有大量行為會計研究考查業績目標設定，但僅有少量的實證研究分析了目標設定在行動和投資方案的選擇和業績評價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現存的研究集中在薪酬的目標達成情況上。例如，Merchant、Manzoni(1989)的研究顯示，業務單元的經理們達到針對性目標的比例遠遠大于管理會計文獻建議的標準，通過與他們交談發現，經理們普遍認為能以較大概率達到的目標是合適的，因為這樣能改善公司的報告、資源計劃以及控制的效果。另一些研究考察不同類型目標的作用。例如，Murphy(1999)發現，當以前年度業績對當前業績的估計摻雜較多噪音時，企業在執行官薪酬計劃中更可能采用外部標準替代內部標準。前面的研究一般支持了行動方案和業績指標的選擇依據組織特征變化的理論。然而，這些研究也存在若干缺陷：首先，每一個研究只調查了業績指標的一個或少數用途，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對企業成功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潛在用途；其次，盡管有研究聲稱當指標系統與關鍵成功因素協同的時候業績會提高(Dixon等，1990；Lingle和Schiemann，1996)，但是這些研究沒有調查業績指標用于不同目的的一致性，或者這些指標和企業具體價值動因的吻合；第三，這些研究忽略了用于決策制定和控制的信息質量，即使信息系統特征可能影響決策質量和控制系統的激勵作用。
五是業績評價重估和組織目標與計劃。VBM框架的最后兩步包括業績評價以及當結果與期望有差異時對組織目標、計劃、戰略的重估。少量關于此類問題的研究表明，正式檢查和調解程序的效益性依賴于一系列環境因素。例如，Smith(1993)發現，運用投資監管系統的企業其投資的放棄率與業績成正相關關系，而未采用投資監管系統的企業呈負相關關系；Myers等(1991)發現業績依賴于事后審計的復雜性與企業相關變量(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資本密集程度等)的適配(Match)程度。戰略控制系統研究表明，在一些環境里，確定一項戰略是否如計劃的那樣得以執行，以及評估戰略結果是否是預期的結果的正式過程．實際可能有負面的影響(Lorange,~Murphy．1984；Goold和Quinn，1993；Fiegener，1997；IttnerTfllLarcker，1997)。
(四)未來研究方向《研究》對西方管理會計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做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展望：
一是研究動機和假說發展。為了推進管理會計研究，研究者必須將其文章的研究動機從基于商業媒體的熱情上移開，而且必須說明時間和研究設置為什么從理論的立場上是有意義的。許多情況下，經濟學理論不能完全解釋觀察到的實踐活動。在發展和建議
假說時，研究者必須利用更廣泛的學科。
二是樣本選擇和概念衡量。在調查某一給定研究問題時，考慮如樣本規模、數據質量和數據搜集成本等問題時，研究者必須權衡數據來源的相對優勢和劣勢并試圖盡量使劣勢最小化。多種數據來源或研究方法能增強讀者對結果的信心，問卷數據可以將公開可得來源產生的客觀業績數據結合起來，以增強業績檢驗的可信度。同時，提倡更多地使用單個或少數組織的詳細數據。不管選擇怎樣的數據來源，都需要在消除衡量誤差上作出更多的努力。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證明了所選指標經由主成分分析是一維的且由足夠高的Cronbachalpha后，對每個理論構想使用一個多指標的加權組合(見Nunnally，1967)。隱變量模型是處理衡量誤差和提供構想效度(即指標是否實際衡量了它們需要衡量的東西)證據的另一個方法。
三是模型設定。促進管理會計研究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改善模型設定。盡管模型設定應當由需檢驗的理論來推動(Lufi和Shields。2000)，但是極少有研究對此加以闡述。管理會計經驗研究的發展不僅要求明確此類聯系，而且要求注意三類主要的計量經濟學問題：內生性、同時性和函數形式。內生性。多數經驗研究的一個重要局限在于預測變量(或自變量)的內生性。當結構模型中預測變量自身也是與隨機誤差相關的選擇變量(choiceVariable)時，就產生了內生性問題。這種模型誤差定會導致不一致的參數估計，并使模型解釋和假設檢驗出現問題。內生性問題的計量經濟學解決辦法是采用諸如基于工具變量的二階段(Two-Stage)程序來產生與誤差項無關的預測變量。但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由于許多組織選擇都是相關的，所以很難確認合適的工具變量。另一個與計量經濟學方法相關的問題是。將內生變量對(假設的)外生變量進行回歸。其解釋力很小。尤其是工具變量估計與OLS(最小二乘法)估計具有相同方向的偏差。因此，盡管已知內生性問題的“教科書解決方法”，在管理會計研究中，工具變量估計的實際應用仍存在問題，而且可能對研究者解決內生性問題的能力產生錯誤的@ilt。關于管理會計及其他組織特性的同時選擇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理論上，組織應當同時選擇(或搭配)管理會計系統、組織設計、薪酬系統以及其他相關程序和特性(Otley，1980；Milgrom和Robefls．1995；Bfickley等，1997)。然而，以前多數研究者往往先主觀選擇一個被認為是內生的構念(即因變量)，然后將剩余的變量全看作外生的(即自變量)。有的研究者通過簡單地假設用于識別系統的工具是足夠的(即滿足秩和階數的條件)，以試圖估計一個非迭代的結構模型，但大多數此類工具變量都很難是真正的外生變量。采用可檢驗管理會計理論模型的同時方程法．能夠減輕許多由同時性產生的方程偏差。盡管從概念上講，在橫截面條件下，僅僅利用相關矩陣(或協方差矩陣)來檢驗因果關系是有問題的，但采用同時方程的結構模型可使研究者能夠評估假設的因果模型與所觀測到的數據是否一致。函數形式。管理會計理論和框架常常認為，會計與控制實務、其他組織設計選擇以及業績之間存在復雜的交互關系和非線性。但與之相反，以前研究所用的函數形式一般都是簡單的線性結構，并且自變量之間很少有交互關系。盡管線性結構解釋起來很直接，但它不足以把握眾多管理會計問題的復雜實質和相關業績后果。既然理論對與管理會計實務有關的結構模型的恰當函數形式缺乏明確指導，研究者就有責任考慮各種備選設定，并從中選出與觀測數據最一致的形式。
三、《研究》的意義及啟示
(一)《研究》對西方管理會計研究領域的意義《研究》批判地回顧了現有的管理會計實證研究，并點明了這些文章的一些方法論缺點，最后為未來研究提出了建議。《研究》在一個基于價值的管理分析框架背景下進行了回顧，該框架融合了其他概念性模型，如權變理論、以經濟學為基礎的組織設計分析框架以及平衡計分卡包含的許多概念，在支持這些模型的關聯關系的同時，《研究》也強調了許多差距和不一致性。在此基礎上，《研究》關注了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研究所缺少的整合，為了對內部和外部會計及控制系統的選擇和業績意義完整理解，呼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更多整合。
(二)我國管理會計的未來研究方向管理會計研究的對象往往是與公司內部的組織結構相關，而該類信息往往被認為屬于公司的商業秘密，因此相關的法規通常并不要求公司必須予以公開披露。西方缺乏數據通常被視作管理會計研究滯后于財務會計研究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Itmer和Wt,areker,2001；Zimmerman,2001)。西方已有文獻的數據通常通過調查取得，包括研究者自己的調查或商業性機構(例如咨詢公司)的調查。盡管已有許多的統計方法建立起來用于解決調查數據的偏差問題，但缺乏權威性和小樣本問題仍然成為這類研究能夠被廣為接受的重要限制。另外，導致管理會計實證研究相對滯后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管理會計理論的匱乏(Zimmerman，2001)。西方現有的實證文獻通常不是從理論。而是從實踐出發研究許多有意義的管理會計現象，因此在理論方面基本沒有太大的貢獻。在西方，雖然相對于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的理論發展相對薄弱，但在經濟學以及管理學領域已經建立的眾多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引進到管理會計領域的。
因此，以我國上市公司所表現出來的一些企業行為為研究對象檢驗，或修正許多在西方尚未被證實的會計理論(如代理理論)應是未來我國管理會計實證研究的—個重要方向。以我國特有的制度背景為基礎，建立并檢驗許多具有通用性的管理會計理論應是我國管理會計學者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在我國，影響企業會計行為的兩個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政府干預和新興市場，這些特征對企業會計行為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表明，在進行中國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時，必須考慮我國特有的制度背景。在目前我國的管理會計研究領域尚未走出傳統思維的背景下。選擇案例研究作為突破口，不僅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還能為未來的實證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假設，為大樣本測試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