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研究公司高管薪酬與審計意見類型相關關系,公司高管薪酬和獨立審計同屬于公司治理的范疇。公司治理是一個人造的組織系統,其功能是通過權力配置來平衡大股東和中小股東、公司外部人與內部人之間的利益沖突(2006,陳漢文,劉啟亮等),降低由兩權分離所帶來的代理成本。而高管薪酬激勵是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解決方案之一,即將高管薪酬與公司績效掛鉤,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和經營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的有機結合,使代理成本最小化。
獨立審計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可降低信息供給者與信息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也降低了代理成本(2003,李爽,吳溪)。由獨立審計所產生的審計意見,是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是否按照適用的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的規定編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都公允反映了被審計單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客觀公正評價。因此,審計意見會對上市公司本身和資本市場上的廣大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現有的文獻已經證明,影響高管薪酬最主要的因素是公司經營業績,而公司經營業績是通過公司對外發布的財務報表中的盈利指標所體現的。根據財務報表供給鏈理論,投資者所獲取的財務報表是經過兩道程序完成的。其一是公司管理層編制財務報表;其二是審計師對管理層所編制的財務報表進行審計(2007,余宇瑩,劉啟亮)。所以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完整過程來看,如果高管薪酬與財務報表的盈利指標相關聯,那么可以推斷高管薪酬也會與審計報告所提供的審計意見相關聯。
本文旨在揭示公司高管薪酬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為審計這一治理機制的經濟效應提供新的證據。
二、文獻回顧
國內關于高管薪酬影響因素的研究最早始于2000年,李增泉、魏剛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激勵與公司業績之間的相關關系,發現經理報酬與公司業績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企業規模顯著正相關。陳志廣(2002)則發現滬市上市公司可能已經將企業績效作為決定高層管理當局報酬的主要因素,企業規模、行業差別、地區差異均會對高層管理當局報酬產生影響。張俊瑞、趙進文和張建(2003)指出,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的對數與每股收益、國有股控股比例、高級管理層持股比例等因素的回歸呈多元線性關系。杜興強(2007)發現,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公司以及股東財富前后兩期的變化均成正相關關系,而與本期Tobinpq的變化呈負相關關系,與上期Tobinpq的變化呈正相關關系。公司的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在決定高層管理當局薪酬時青睞于會計盈余指標的變化更甚于信任股東財富指標。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隨著我國資本市場有效性的逐步加強,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的正相關關系越來越明顯,從而證明了薪酬激勵在我國已成為一種有效解決代理問題的治理機制。
國內學者對審計意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一是關注哪些因素影響審計意見類型,如呂先锫和王偉(2007)等都對我國審計市場上審計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分析;二是關注審計意見的經濟后果,比如陳關亭(2004)等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的關系,劉勤和顏志元(2006)等則研究了公司財務重述以及會計估計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的關系,岳衡(2006)等研究了大股東資金占用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的關系,張曉嵐和宋敏(2007)等研究了股票市場對審計意見的反映。
從筆者所涉獵的文獻看,很少有涉及外部審計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高管層薪酬水平的問題。本文著眼于研究獨立審計與薪酬激勵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機制之間的相互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
本文選取我國上市公司1998—2008年公布的高管薪酬(此處的薪酬指報表公布的現金薪酬,不含各種非現金薪酬)數據為主要分析區間,其他變量的數值選取也以此為選擇區間,對原始數據樣本進行了以下處理。
(1)考慮到極端值對統計結果的不利影響,剔除了業績過差的ST公司樣本數據;(2)考慮到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行業的樣本數據;(3)對異常值進行了處理:剔除了薪酬小于等于0的樣本;公司總資產小于0的樣本;剔除了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樣本;剔除了營業收入凈額為負的樣本,剔除了總資產、高管薪酬、審計意見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的有效樣本數據量為8 344個。
(二)研究假設
現代企業制度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產生了代理問題,因而誕生了對高管實行激勵的薪酬制度。然而,同樣是由于兩權分離所引致的代理問題,又產生了對獨立審計制度的需要。所以高管薪酬激勵和獨立審計兩者同屬于公司治理機制,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代理問題。因此,筆者推斷在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良好的監管制度環境下:標準的審計意見實際上是向投資者發出信號以表明公司存在更少的代理問題和具有更好的公司治理結構,表明公司愿意減少代理問題和提供高質量的公司治理結構。一個公司的治理結構質量越高,則該公司高管獲得高報酬的可能性越大。
將審計意見作為虛擬變量,標準無保留意見取值為0,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取值為1;保留意見、保留意見加事項段、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取值為2;否定意見、否定意見加說明段取值為3;拒絕發表意見、無法發表意見取值為4,在上述情況下,提出:
假設1:對于同一公司,審計意見會對高管薪酬產生縱向影響,即在不同會計年度間,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審計意見類型的取值越低,高管薪酬的數額越大。
假設2:審計意見會對高管薪酬產生橫向影響,即在同一行業內,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某一公司與同行業其他公司相比,若審計意見類型取值越低,高管薪酬的數額越大。
由于本年度的審計意見是對公司上年度財務報表的審計,所以審計意見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在時間維度上應滯后一年。
(三)變量與模型
為檢驗假設1,本文的模型設定為:
lnpayt-1=β0 β1auditypet β2控制變量 ε
各變量具體描述如下:lnpay:董事、監事及高管薪酬總額(取對數);auditype:審計意見類型,此變量為虛擬變量,若公司當年的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則取值為0,非標準無保留意見按其類型,如上所述,分別取值為1、2、3、4。
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有:公司業績指標為,資產利潤率(roa)、托賓Q值(Tobinpq);公司規模為,資產對數值(lnasset);財務風險指標為,資產負債率(lev)。
在此基礎上,文章還考慮了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對審計意見與高管薪酬的關系是否會發生影響,將總樣本分別按國有與民營、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兼任分別進行分樣本回歸。
為驗證假設2,將上述模型進行分行業樣本回歸。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各公司高管薪酬的差距較大,審計意見類型中標準審計意見類型占多數,各公司的資產報酬率、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等財務指標之間的差異較大。
(二)對假設1的檢驗
1、總樣本回歸
lnpayt-1=β0 β1auditypet β2roat-1 β3Tobinpqt-1
β4lnassett-1 β5levt-1 ε
回歸結果如表2。
從表2的結果來看,高管薪酬與資產利潤率(roa)、公司規模(lnasse)、資產負債率(lev)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本文所定義的審計意見類型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顯著性水平均很高,而高管薪酬與市場價值(Tobinpq)相關關系的顯著性水平低。
2.分樣本回歸(由于篇幅有限,結果未在文中列示)
(1)按企業最終控制人為國有和民營分樣本對模型進行回歸,其結果表明,國有上市公司樣本與總樣本的結論完全一致,而在民營上市公司樣本中,除資產負債率這一變量變得不顯著外,其他的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保持不變。因此,可以認為,高管薪酬與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不受企業最終控制人因素的影響。(2)將總樣本按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二職是否合一為標準進行分樣本回歸,在二職合一的樣本中,審計意見與高管年薪的相關性不顯著。而在董事長與總經理非二職合一的樣本中,審計意見與高管年薪的相關性顯著。筆者認為,這一結果合乎情理,因為在非二職合一的情況下,公司的內部治理可能會好于二職合一的情況,因此,在非二職合一的情況下,審計意見與高管薪酬的相關性要強于二職合一的情況。
(三)對假設2的檢驗
將上述模型按行業分樣本進行回歸。
行業劃分以2001年中國證監會頒布的CSRC行業標準為基礎,將上市公司分為13類,即A農林牧副漁、B采掘業、C 制造業、D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E建筑業、F交通運輸和倉儲、G信息技術業、H批發零售業、I金融保險業、J房地產、K社會服務業、L傳播與文化產業以及M綜合類。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險業,分行業回歸的樣本數如表3。
回歸結果表明:只有行業C,即制造業分樣本中,與總樣本的回歸結果相同,即高管薪酬與資產利潤率(roa)、市場價值(Tobinpq)、公司規模(lnasse)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本文所定義的審計意見類型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顯著性水平均很高,而高管薪酬與資產負債率(lev)相關關系的顯著性水平低。
具體回歸結果如表4。
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除行業C,即制造業外,其他行業的樣本量相對于總樣本而言均較少,所以結果未能驗證假設2。但是行業三的結果顯示:在大樣本的情況下,假設2成立,即與同行業其他公司相比,公司審計意見會顯著影響高管薪酬。
五、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審計意見類型與高管薪酬之間具有相關關系,當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時,高管獲得較高報酬的可能性增大;當審計意見為非標準無保留意見時,高管獲得較高報酬的可能性降低。
本文的結果從審計意見類型與高管薪酬相關關系視角論證獨立審計作為一種治理機制,對公司治理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提醒人們在研究如何提高公司治理結構質量時,不僅要關注某一治理機制本身的治理效果,更要關注不同的治理機制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各種治理機制形成合力,最大程度地提高公司治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