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春秋戰國，盛于先秦的法家思想，以“趨利避害”的人性論為哲學前提，強調“法”、“術”、“勢”，形成了“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信賞必罰，以輔禮制”的特色，對于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內部控制的前提
法家主張性惡論，認為“好利厭惡”、“趨利避害”是人固有的本性。《管子》認為：“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商鞅說：“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這也正是內部控制實施的前提，因為人們都喜歡獎賞，害怕懲罰，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惡，鼓勵先進的作用。《韓非子·五蠹》中提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用法治去約束人們的行為，讓他們做了錯事的懲罰遠高于得到的好處，人們就不會作惡。
企業的內部控制要求首先應明確內部控制的相應規范，財政部于2010年4月26日會同證監會、審計署、國資委、銀監會、保監會等部門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該配套指引連同2008年6月28日發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共同構建了中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
二、內部控制客體的確立
法家認為，整肅社會道德秩序的關鍵在于確立一個客觀、公正的價值準則，因此他們極力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根據法家思想的觀點，內部控制的主體應當凌駕于企業領導者之上，不論職位高低，都應納入控制的范疇。韓非子提出“法不阿貴”的主張，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管子·法法》的“置法自治，立儀以自正”則強調了制度的制定者也要遵從制度的約束。
為保證內部控制的高度獨立性，決定了控制主體不能隸屬于企業管理層或是財務部，而應直接由董事會中的內部審計委員會來實施，真正實現其內部審計職能；內部控制的實施過程，上至董事會，下至企業全體員工都在執行，因此在進行內部控制時，僅僅由個別部門來完成是遠遠不夠的，相關元素都應參與，包括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全體員工。
三、“勢治”說與“授權制度”
法家思想的“勢”，是指權勢，權力。法家認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因而對于一個企業來講，領導者本身要有足夠的權威，才能強力推行法治，才能達到法治應有的效果。
授權制度是內部控制的基礎制度。授權制度將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策權賦予相關管理層和執行者，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和內部控制的起點。由于個人理性是有限的，通過授權制度的“有限權力、流程審批”能夠實現的是對個人理性能力限度的最大彌補。同時，授權制度是基于公司契約責任的授予，因此只授予與個人能力相匹配的權力，并要求權力行使者的權力在一定范圍內，不得超越相關規定的權限范圍。
四、職業道德的培養
有的學者將法家定位在“非道德主義”的立場上，但實際上，法家在推崇法治的同時，并未放棄德治。在宗法社會組織中，通過“禮”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整合社會的道德秩序；而在割斷了人與人之間血緣身份聯系的新型組織中，“法”就成為整合社會道德秩序的唯一手段，成為維系社會道德秩序的唯一準則。每一個人都只能以國民的身份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每一個人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一種統一的、一元的、絕對的行為準則——法。因此，從個人行為選擇的角度來說，守法就是尚“公”，違法就是任“私”。
從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組織利益是唯一的“公”，與此相對的個人利益則是“私”，所謂“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法”是一種社會價值準則。在法家看來，社會生活中“賢”、“不肖”、尊榮、顯貴等價值評價都只能以“法”為標準；“法”也是一種教育手段，“以法為教”強調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法家在主張法治的同時，也注重道德秩序的體系建立。會計職業道德本身就是在會計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體現會計職業特征的、調整會計職業關系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因此，在建立和完善企業內部控制體系過程中，借鑒法家思想，有利于職業道德的健全。
五、內部控制制度的發展和創新
法家強調制度相對穩定的同時，也認為制度也要隨勢而動。《韓非子·亡徵》中提到“號令數下者，可亡也”，意思就是指制度不能朝令夕改，而在《韓非子·八經》中則說“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其意則明確制度要適時進行變革和改進。
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同樣要遵循一致性、針對性和適用性原則。即企業的財務內控制度必須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內控制度要有的放矢，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針對企業各項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制定有效的控制制度；企業財務內控制度應便于制度的執行者實際操作，也就是說企業財務控制制度的操作性要強，要切實可行。
法家思想雖然是應對國家治理的需要而產生，但其務實功利、崇尚實用的價值追求對于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卻具有不可估量的參考意義，借鑒法家思想的內涵，以此推動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我們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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