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近年來，我國企業不負社會責任的現象頻現，前有三鹿奶粉事件，后又有富士康跳樓事件。這些事件的頻繁出現，讓政府反思，同時也讓學者反思。難道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真的就能使其業績大幅提高？在這股反思浪潮中，我國學者對此論題已作出了不少研究，并且研究的結果也讓人感到欣喜，大多學者都得出結論：企業擔負社會責任并不會使其財務表現下滑。西方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始關注這一問題的研究了。Moskowitz早在1972就發表文章認為公司擔負社會責任與其財務表現正相關，而我國直到2005年陳玉清和馬麗麗的文章后，學者們才真正開始了該領域研究的熱潮。比起西方足足晚了33年，這也決定了我們在該領域上的研究比較落后。例如西方已有成熟的社會責任評價體系，而我國還只能使用財務報告上披露的指標；西方已經開始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的財務表現上，可我國還沒有一只符合標準的社會責任投資基金；西方對企業財務表現的研究通常會采用經風險調整后的股票收益率，而我國學者幾乎沒有人用到過這一方法。因此，本文將主要評述西方的研究成果，對國內學者的研究暫不作具體評述。
二、國外研究成果的評述與借鑒
國外對于該方向的研究從19世紀70年代起至今沒有停止過，最初Moskowitz（1972）只能采用好、中、差三種聲譽來表示社會責任表現，而現在西方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指標體系和健全的指標數據庫；當初只研究一個企業的財務表現，而如今通常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投資組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進步還會繼續。但有兩名學者的貢獻是不能被忘記的，他們是Moskowitz和Vance，他們開創了西方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奠定了該方向研究的格局，即支持社會責任與其財務表現正相關與支持它們負相關的學者同樣眾多。但總體來說，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得出它們之間正相關的學者更多，也占據了主流。這也使得學者們開始轉移他們的研究重心，轉移的方向主要有兩個，一個為公司治理方向；另一個是投資學方向。公司治理方向，學者們開始更加精細地研究體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某一方面與其財務表現的關系，從而引導管理者更加有效和明確地提高自己的社會責任表現；而在投資學方向，研究者們開始更注重投資組合的市場表現，他們研究社會責任表現好的公司股票組合是否會得到更多的回報、承擔更少的風險，從而推動投資者去投資那些社會責任表現好的企業。
綜上所述，筆者分三部分來評述國外有關社會責任與其財務表現的研究代表作，第一部分為正相關與負相關對立現象比較突出時期的文章；第二部分為轉移研究重心后有關公司治理方向的文章；第三部分則是重點研究投資組合及風險的投資學文章。
（一）正負相關性
對立時期正負相關性的對立始于Moskowitz和Vance，Moskowitz（1972）對14家社會表現較好的公司進行了長達半年的研究，研究發現這些公司股價的上漲水平高于同期大盤的上漲水平，從而得出結論：社會表現好的公司是投資的好選擇。他評價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所用的指標是自己建立的聲譽評價體系，把聲譽分為好、中、差三級，但并沒有數量指標的根據。基于對Moskowitz（1972）文章的興趣，Vance決定用更長時間的數據來證明問題，于是他同樣選取了Moskowitz選取的公司，研究了它們從1972年到1975年，三年間的財務表現，但研究卻發現這些企業的股價出現了下滑，并且比大盤的走勢更差。Vance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的觀點，他又根據《商業和社會觀察》雜志上對一些企業的社會責任水平評級做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社會責任評級與企業財務業績變動負相關，進而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好的企業并非是好的投資選擇。從這開始，學術的分歧在該領域的研究中蔓延，人們不禁在想，為什么對同一問題研究的結論會截然相反？Cochran和Wood（1984）似乎給出了比較正確的答案，他們認為原因在于Moskowitz和Vance的研究都采用未經風險調整的股票收益率，而Moskowitz的研究正好處于牛市，Vance的研究則正好處于熊市，這導致了他們結論的截然相反。于是，這兩名學者自己又采用經風險調整后的股票收益率進行了一次實證研究，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其財務表現也會越突出，該結論也成了后來學者們更多得出的結果，為此后研究重心的轉移做好了鋪墊。
在這一時期還有兩篇著作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一篇是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的文章，他們根據自己設定的117項標準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進行評定，并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短期和長期績效之間的關系。雖然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社會責任表現與財務表現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但其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鑒，即分長期和短期兩種情況來研究企業的財務表現，這種方法也被后來學者們廣為使用。另一篇是MeGuire，Sundgen和SchneewEis（1988）的文章，他們使用《財富》雜志調查的數據，分別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其同期、前期和后期的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同期的財務績效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但是發現前期的財務績效與研究期間的公司社會表現之間存在一種正向的關系。這一結果說明，如果企業前期財務績效較好，則當期的社會表現也會比較好；但如果前期業績不理想，可能會影響到該企業當期的社會責任表現。這一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通常習慣于把社會責任表現作為因變量，但其實把財務表現作為自變量去研究同樣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二）公司治理方向的研究評述
在Cochran和Wood（1984）的文章之后，更多的學者站到了“正相關”的陣營之中，對立的格局也慢慢變得不平衡了。于是，學者們開始轉移他們的研究重心，其中一部分選擇了公司治理的方向，他們把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進行細化，研究各個組成部分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從而找到最相關的因素作為公司治理的重點。就文獻來看，他們基本從企業文化角度、環境保護角度、企業合規性合法性角度、顧客和員工滿意度角度等來研究社會責任表現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例如，Kotter和Hesktee（1992）通過比較兩類企業文化相差很大的公司并得出結論：那些企業文化得到良好建設的并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公司往往財務表現要優于企業文化較差的公司。Collins and Porras（1994）同樣也比較了兩類企業，一類企業以持續經營為企業目標，而另一類則更關注賺取眼前利益，研究結論表明以持續經營為企業目標的企業往往具有更高的市場價值。Rao和Hamilton（1996）利用實證的研究方法證明公司不承擔社會責任或不合法規的表現會影響公司的市場價值。Bethune（1998）則認為：企業可以不通過降低成本，而是通過提高顧客和員工的滿意度，來使企業的財務業績提高。與其觀點類似的還有Xueming Luo和Bhattacharya（2006）的文章，他們研究了公司社會責任、顧客滿意度和企業市場價值的關系，并認為顧客滿意度是聯系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市場價值的紐帶，它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還有Berman等（1999）研究了社會責任審計所涵蓋的幾個方面與財務表現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員工利益和產品質量安全與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相關性顯著，而社區利益、環保等方面與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無直接顯著關系。這些文章分別關注了體現公司社會責任的多個方面，這些方面給予學者的借鑒，同時也給予公司管理者借鑒。管理者們在治理公司社會責任表現的過程中，大可以這些方面作為突破口和發起點進行治理，這樣必定能達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投資學方向的研究評述
在西方，財務和金融都被叫做finance，學者們常常會把財務學的研究與金融投資學的研究相交相融。比如，社會責任與財務表現（市場表現）就是一個很受追捧的交融論題。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越來越多的金融投資學家熱衷該論題的研究。在他們的研究中，傳統的績效指標漸漸被棄用，而風險和收益率等概念開始盛行。此外，他們難以滿足只對一個股票（即一家公司）進行研究，他們開始更多地研究投資組合，而這也使得該方向的研究更加具有了實效性和有用性（因為在現行的資本市場中，投資者往往會為了規避風險而選擇投資一個股票組合，只投資單一股票的行為已變得很少見）。
該方向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Stephen Brammer、Chris Brooks和Stephen Pavelin（2004）通過英國14年的數據來研究企業商譽與市場表現的關系，他們發現投資者購買那些商譽評分高的股票通常會得到額外的收益，聲譽指數的上升會使得它們的股價也得到上揚，而且這種影響在長短期中都會存在，他們還比較了短期和長期股價上揚的程度分別是多少，從而推斷商譽對哪一類財務表現的影響更大；Francois Boutin-Dufresne和Patrick Savaria（2004）的文章直接把financial risk用到了題目中，顯然是想以風險作為其切入點和重點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認為社會責任投資往往會是風險較低的，因為履行社會責任好的企業往往會有較低的非系統性風險，它們承受的環境風險更低，承受的經營風險通常也更低，文中還提到了“社會責任投資”這一概念，這種投資策略在西方已經被投資者廣泛采用，儼然已成為規避投資風險的一劑良藥，但在中國金融投資領域使用得還比較少，以至于國內至今還沒有出現一只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投資基金；Leonardo Becchetti和Rocco Ciciretti（2006）的一份working paper同時研究了單個股票和投資組合的市場表現，他們發現負社會責任公司的股票投資組合往往具有更低的非系統性風險，而且其中單個股票的投資風險也顯著較低，采用不同的買賣投資策略并不會改變這種風險；Michael L.Barnett和Robert M.Salomon（2006）則把研究重點放到了社會投資基金上，研究他們相比其他種類的基金是否具有更好的財務表現，研究的結論還是社會投資基金的風險更低、收益更好。就目前而言，國外這些有關投資學的研究成果對我國的借鑒意義還不是很大，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還沒達到西方的成熟程度，但這并不影響為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引導和借鑒。
三、總結
本文主要把國外有關社會責任與財務表現的文章分成三個時期、三個部分進行評述，從評述中，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后，社會責任與財務表現相關性的研究結論越發趨同（正相關），從而學者們開始改變研究角度和重心，主要是公司治理角度以及投資學角度。公司治理角度，主要研究企業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擔負社會責任；投資學角度，則主要研究社會責任投資的好處及收益。
對國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我國企業的高管可以借鑒，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國內學者們同樣也可以借鑒。對于高管來說，他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與提高財務表現是不矛盾的，往往還會有促進和推動的作用；而對于國內學者來說，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角度和重心，可以跳出社會責任與其財務表現是否正相關的研究領域，轉而研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履行與企業相關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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