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會計實證研究方法①已經成為會計研究領域的主流方法，但是“為實證而實證”的庸俗化研究現象依然存在，并有惡化的趨勢，這無助于高質量原創性會計研究的產生。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融合對于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重要性，并以實證研究文獻為例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規范研究；實證研究；融合
一、引言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與經濟學、財務學等社會科學的演變相一致，基于大樣本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方法在會計研究領域站穩了腳跟并逐漸成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學術生態的三個關鍵鏈條上：國內大部分高級別的權威期刊，包括《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管理世界》、《經濟學（季刊）》《會計研究》、《金融研究》等雜志，都鼓勵并傾向于發表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完成的論文；國內知名的研究型大學，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在研究生的培養方面基本上提出了熟練掌握實證研究方法的要求，并要求博士研究生甚至碩士研究生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完成學位論文；國內學術研究資助機構，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等，持之以恒地推進學術研究方法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大力倡導以數據為分析基礎的實證研究方法。
與此同時，國內涌現出一批有影響力的青年學者，他們采用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相繼在國內外重要雜志上發表了基于中國背景的原創性研究成果，這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各種研究數據庫（例如Wind、CSMAR、CCER等）的出現。不過，現階段的會計實證研究依然不容樂觀。一方面由于各種商業化數據庫的開發成功，原先相當困難的數據搜集工作難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研究者普遍缺乏系統的研究方法論訓練，在發表論文的硬性規定下，大量“為實證而實證”的“統計作業式的”論文依然存在，而且數量上呈現擴大的趨勢。因此，有學者尖銳地指出，我國現有大部分會計實證研究只是在抄襲 “洋八股 ”的理論和文章格式，創新性很少，能夠捕捉中國自己獨特環境因素的研究不多，總體上我國會計實證研究依然停留于模仿美國實證研究的模型和文章格式的階段（陳孟賢，2007）。縱觀學術史，這是研究范式革命的必經階段（Kuhn，1962），是我國會計研究轉型階段必須承擔的代價，但是，如果我們僅滿足于此，如果我們不能及時地對會計實證研究方法體系加以改善，不進行會計研究的第二次轉型②，那么后果將是非常嚴重，不僅我國會計研究界難以持續產生有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性研究成果，而且大量學術資源會無謂的浪費，我國會計實證研究將可能遭受打擊。細究下去，造成上述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脫節。現有的會計實證研究普遍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夠的微觀經濟學、金融理財學等會計的“基礎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經過嚴謹理論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缺乏對西方實證會計理論假設深思熟慮的檢驗，我們所從事的研究設計很可能面臨“水土不服”的問題（蔡祥，2008）；缺乏基礎性理論框架的指導，我國的會計實證研究就會變成“為實證而實證”的統計游戲（陳珉、孫錚，2003）。
如何實現我國會計研究的“第二次轉型”，如何進一步提高我國會計研究的質量？眾多學者和學術機構適時地給出了可行的答案。強化規范研究，構建切合中國制度背景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模型，實現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融合與和諧發展是會計實證研究創新的必然選擇（Libby, Bloomfield & Nelson，2001；蓋地、呂志明，2007；蔡祥，2008）。作為國內最高的學術資助機構之一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2007）也提出了研究要“頂天立地”的要求，其核心就在于深入分析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管理實踐，提煉出可能產生理論創新的科學問題，進而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加以檢驗，最后形成原創性的研究成果。《經濟研究》2007年召開的編委會以“高質量、新起點、新目標”為題對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的融合提出了具體要求，“論文寫作應當先把問題中的經濟學關系說清楚，然后再把這些關系用計量模型表達出來加以分析”，“經濟學文章首先要看所研究的是不是重要的問題，其次要注重方法，方法也要與時俱進”。2008年6月，中國會計學會召開的《會計研究》編審座談會上，代表也一致認為我國的會計理論研究“應堅持精品化、權威化和國際化道路，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戰略性和方向性，理論研究應回應重大實踐問題”。因此，在完成了實證研究方法的掃盲階段之后，我們有必要再次深刻理解和探究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關系，由此形成規范的會計實證研究的方法基礎，這自然成為我國會計實證研究第二次轉型成功的關鍵。
二、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方法基礎：理論分析
研究是獲取新的可靠知識的系統方法，研究工作是一項旨在擴展我們對周圍世界的理解的活動，結果在于獲得新的可靠知識。新的可靠知識的獲取，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完美融合的產物。僅有完善的理論并不能使知識具有可靠性，因為理論總是基于一系列假設的抽象，在確立知識可靠性方面有兩個一般標準：一是知識可以被證據所支持；二是獲得或產生證據的方法可以被證明或再造。這兩個標準在經濟、管理學研究中通常以統計推論方式加以實現。但是僅有精致的分析工具或技術也不能保證知識的可靠性，因為它們本身不會做任何事，除非我們指定它做什么。統計檢驗是否有效必須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它們必須有一個概念框架，即必須建立在理論推理上；二是它們必須完全以數據為基礎說明它們是否被拒絕；三是必須有可以檢驗它們的數據與技術（唐·埃思里奇，1998）。
好的研究絕非偶然，它經得起檢驗，并且能夠擴展我們的知識基礎（唐·埃思里奇，1998）。一個科學的理論的誕生需要經歷“發現的來龍去脈”和“證明的來龍去脈”之間多次反復的過程。“發現的來龍去脈”解決的是科學知識源泉問題，由于不存在“沒有理性的事實”，純粹的歸納即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成功的（波普，1965），科學知識的發現只能求助于大量的引證和研究者的內省，引證是從渾沌世界之中脫身出來的非邏輯活動，它謀求探索世界的真實本質，或者嘗試猜測相關變量之間的真實關系。“證明的來龍去脈”則是為了確保“發現”的假說遵循科學方法論標準成為科學，檢驗假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檢驗其解釋現象的能力以及預測的正確程度，雖然解釋和預測并不一定是科學理論必備的兩個功能（布勞格，1980）。因為預測僅僅要求弄清楚相關的因素，作為常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外推預測可以不依賴任何理論而取得很好的預測效果，卻并不解釋任何東西，例如典型的短期天氣預報。而寬泛的解釋只是把那些神秘、人所不知的東西變成庸俗、人所共知的東西，這種理論很少預測，甚至什么也沒有預測，只是給人們一種“原來如此”的感覺（布勞格，1980）。但是，沒有預測價值的解釋是危險的，同樣沒有解釋能力的預測也是無益的（布勞格，1980）。既能給現象提出合理解釋又能做出準確預測的理論總是更有價值。寬泛地說，解釋能力來自于借助引證、內省的規范研究，預測價值則依賴經驗數據的實證檢驗。孤立的看，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都無法產生可靠的知識。唯有以理性、審慎的方式，虛心探索的態度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結合在一起，才能夠形成可靠的知識并成為科學的有效基礎（唐·埃思里奇，1998）。
具體到會計實證研究領域，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融合也是好的會計研究的方法基礎（Watts & Zimmerman，1986；鮑勃·瑞安、羅伯特·W·斯卡彭斯、邁克爾·西奧博爾德，2004），進行會計研究的正確方法是將規范會計研究與實證會計研究相結合，進而形成一個科學和完整的會計研究方法體系（葛家澍，2005）。隨著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成為主流，規范研究對于好的研究的重要性更顯突出，因為好的研究首先取決于好的研究問題，好的研究問題是重要的、新穎的而且是可行的（夏立軍，2007），而對好的研究問題的判斷以及能否敏感地抓住好的研究問題則依賴于研究者良好的規范分析功底，沒有長期的規范分析所形成的理論積淀，一個研究者是很難找到好的研究問題的。對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2001）作出如下精彩的描述——“實證經濟學的結論似乎而且確實與重要的規范問題密切相關，與應該做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實現既定目標問題密切相關”，林毅夫教授（1995）也在題為“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的講演稿中提出要推動我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首先必須弄清楚哪些是我們所觀察到的、重要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背后的主要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量，并據此建立一套邏輯體系以說明這些重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好的問題能否催生出好的實證研究問題還需要嚴謹的研究設計，需要對變量之間作用機理的細致分析，進而形成可檢驗的假設，而這同樣需要借助規范分析。已有的規范理論為研究者提供觀察和認識現實問題的思維工具，這好比高效的“搜索引擎”，已有的規范理論有助于研究者針對特定問題，探尋可行的研究路徑和選擇恰當的切入點（朱玲，2007）。此外，實證研究過程中可能出現異常的結果，而對異常結果的解釋和糾正同樣離不開規范分析，如果缺少對研究問題特定背景的細致分析以及相關理論分析，缺乏對特定制度背景的深刻理解，研究者常常會根據“想當然”的假設進行計量分析，以至于出現常識性的統計失誤。這類常識性的缺陷只能通過加強研究者對制度背景的剖析來彌補，并且需要借助對專題理論分析框架的把握來校正（朱玲，2002）。一個典型的例子是Blackwell, Noland & Winters（1998）通過考察審計服務對客戶貸款利率的影響進而檢驗審計價值的研究。對此，直覺上的研究設計應當是直接考察審計服務變量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但他們的研究設計卻是考慮公司規模因素，具體考察審計服務變量與公司規模交叉項對貸款利率的影響。原因在于銀行貸款的利率首先受公司規模影響，規模越大意味著風險越低，而審計服務所能降低的貸款利率與規模有關。具體的講，大公司購買的審計服務所能降低的貸款利率幅度顯著低于小公司所能降低的幅度，沒有購買審計服務的大公司的銀行貸款利率也可能顯著低于購買審計服務的小公司的貸款利率，即審計服務的價值受到審計客戶自身規模的影響。相反，如果直接考察審計服務變量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回歸的結果可能是審計服務變量與貸款利率之間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如果由此推出購買審計服務的公司支付更高的銀行貸款利率的結論，那么，此種發現是令人困惑、錯誤的。
從技術上看，好的會計實證研究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有效性（validity）：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內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建構有效性（construct validity）和統計有效性（statistical conclusion validity）（Libby, Bloomfield & Nelson，2001）。如圖1所示，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是一項好的實證研究的技術保證。
外部有效性是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前提。好的研究起始于好的問題，好的問題的挖掘，必須借助對特定制度背景的剖析，并且借助對專題理論分析框架的把握。而好的問題并不意味著好的研究問題，好的研究問題應當明確闡明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清晰的表述為研究的問題，同時提供可預期的結果（Kinney，1986）。在好的問題轉化為好的研究問題的過程中，關鍵是需要嚴謹的理論分析，需要對現象所涉及變量之間作用機理的細致分析。而這就是外部有效性所要解決的問題。外部有效性是從理論上分析研究問題所涉及的變量之間的關系，并識別出變量之間的作用方向和機理，從而使得后續的實證模型成為“因果模型（causal model）”，而因果關系是我們從研究中得出有意義的發現和結論的必要條件（Abdel-khalik & Ajinkya，1979）。如果缺乏外部有效性，缺乏系統的理論分析，缺乏對研究變量之間關系和作用機理的細致分析，實證研究中的回歸模型充其量僅是一個數學表達式（Denzin，1978），變量之間的統計相關性也僅僅是相關性，而無法得到因果性的可靠解釋，這樣就限制了研究的價值。此外，外部有效性也是實證研究的結果得以推廣的前提，它意味著研究結論在其他樣本、其他期間、其他國家的適用性（Abdel-khalik & Ajinkya，1979）。同時，外部有效性確保了采用其他樣本、采用更好的方法進行的重復研究成為有價值的研究活動，而且正是通過這些重復研究，研究的外部有效性才得到不斷的確證和支持。
好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說能否轉換為經得起推敲的研究成果，除了外部有效性之外，關鍵還在于由理論模型到實證模型的轉換過程是否順暢、有效，即實證模型中所檢驗的變量關系是否為理論模型所關注的變量關系、實證模型中所檢驗的變量關系是否真實存在，這就是實證研究中的建構有效性和內部有效性。內部有效性衡量的是實證模型中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和程度（Libby, Bloomfield & Nelson，2001），它是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必要條件，如果實證結果無法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統計方法選擇不當（統計有效性）、樣本選擇存在偏差、遺漏重要的控制變量、沒有解決內生性（endogenous）問題，即實證研究缺乏內部有效性，那么將很難得出所關心的變量之間有意義的關系（Libby, Bloomfield & Nelson，2001）。建構有效性則是連接內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橋梁，它衡量的是理論上所關注的變量與實證研究中所使用的替代變量（proxy）之間的相合程度，替代變量包含其他額外的信息或者缺乏應該包括的信息都可能損害建構的有效性。事實上，實證研究中沒有完美的替代變量，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對理論上變量的漸進反映。因此，實證研究中大量的文獻就是采用更新的更好的替代變量對之前的研究進行不斷重復檢驗。
總體來說，外部有效性是好的研究的前提，建構有效性和內部有效性（包括統計有效性）是好的研究的必要條件。內部有效性主要是實證研究設計的問題，而外部有效性和建構有效性則需要借助規范研究來解決。從我國目前會計實證研究“二次轉型”的階段看，重要的是首先做好外部有效性，“實證研究應力求揭示規范研究的意識錯覺以及糾正人們習慣性看法或感性認識上的直覺偏差，即應當檢驗被常人所未注意到的但又重要的假設，應當校正普遍性的意識偏差，以發揮科學證偽的效果”（馮均科，2004），實證研究應當選擇重要的、新穎的而且是可行的問題，然后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得出可以實證檢驗的假說；至于后續的建構有效性、內部有效性和統計有效性當然也是好的研究必備的條件，但是相比外部有效性，可能是其次的問題，也是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只有解決了外部有效性的問題，建立切合中國特定制度背景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模型，由此開展的會計實證研究才可以避免“水土不服”、“為實證而實證”的困境。當然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研究者具備堅實的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理論基礎和對現實世界的敏銳洞察力（蔡祥，2008），以及兩者的完美結合（林毅夫，1995）。為此，一個可行的技術路徑是先進行基于個案剖析的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然后進行大樣本的實證研究（李志文，2003）。
下文，筆者將借助本部分的理論框架選取兩個實證研究文獻的例子，具體地分析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對于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重要性。
三、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方法基礎：若干實證研究文獻剖析
Ball & Brown（1968）作為會計實證研究的開山之作，歷經40年，依然是所有學習會計實證研究的學生必讀的文獻，而且還是眾多會計學者反復研讀、品味的經典，原因不在于它是第一篇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研究會計問題的論文，而在于其是實踐上述會計實證研究框架的典范，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融合的最佳范本。其論文的研究框架如圖2所示。
Ball & Brown（1968）把大量的篇幅花在外部有效性和建構有效性的分析上，而這體現了規范研究的價值。會計信息是否有用是一個會計理論和實務都非常有意義的話題，長期以來得到了大量學者的關注，問題是，如何將這個好問題轉換為好的研究問題呢？這首先需要厘清這個問題中所涉及的變量、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用機理，并得出可檢驗的假說。為此，Ball & Brown借助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SFAC），從信息觀的角度論證了會計信息與會計報表的使用者決策之間的關系。如果會計信息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那么我們不難預期報表使用者的決策將會得以改善；否則，從信息觀的角度看，我們就不能說，會計信息對于投資者來說是有價值的。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察會計信息與投資者決策之間的關系來檢驗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在完成了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工作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理論上會計信息與投資者決策之間的關系具體化為可衡量的實證模型變量，即如何衡量會計信息和投資者決策，這就是建構的有效性問題。基于FASB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提供的理論分析，Ball & Brown推導出最重要的會計信息是會計盈余信息，而信息對接受者是否發揮作用不在于數據本身。因為有效市場假說（EMH）告訴我們，資本市場不在于會對會計數據形成預期，而在于其是否給投資者提供了預期之外的變動，這樣實證過程中的操作變量就變成扣除市場預期之后的未預期會計盈余變量。同樣，會計報表使用者眾多，包括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監管部門等，他們對會計信息的要求是有差異的。根據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投資者是最為重要的使用者，因此，研究中就將使用者集中于投資者。投資者決策的結果表現為股價的變動和成交量的變動，但是我們不能直接用股價變動和成交量變動衡量投資者的決策，因為即使不存在會計信息，股票的股價和成交量依然也會發生變動，這就要求在實證設計中剔除上述自然的變動。這樣，會計報表使用者的決策在實證研究中的操作變量就變成異常股票報酬率，即剔除正常回報率之后的剩余回報率。在確定了會計信息和投資者決策替代變量（完成變量的建構）之后，接下來就是對替代變量關系的實證檢驗。實證中Ball & Brown并沒有直接檢驗未預期會計盈余和異常回報率之間的關系，而是區分好消息和壞消息分別進行檢驗，因為好消息和壞消息對回報率的影響是相反的，同時他們進行了大量的穩健檢驗，從而保證了研究的內部有效性。
與上述例子相反，近期國內雜志上發表的通過考察獨立董事的比重與公司績效的關系進而檢驗獨立董事的治理有效性的論文，卻明顯地違背了上述研究框架。檢驗獨立董事的治理有效性，首先必須明確獨立董事的功能和定位。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01年發布的《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我國獨立董事的主要職責在于保護中小股東免受大股東的侵害、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以及提供決策咨詢。因此，從邏輯上我們很難通過考察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來評價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因為獨立董事和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過于遙遠，獨立董事通過何種渠道影響公司績效并不明確。即使上述設計可行，僅僅考察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重與公司績效的關系，依然無法由此評價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因為獨立董事要對公司績效產生影響，不僅取決于其是否獨立，還取決于獨立董事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以及是否具備行使所賦予的職責的足夠動力。換言之，獨立董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是獨立董事獨立、能力和動力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實證模型中必須考察上述三因素的綜合作用。然而，即使實證模型充分考慮了上述三種因素的影響，依然無法通過實證結果對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作出有效的評價，因為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既可能是好公司選擇好的獨立董事制度的結果（信號作用），也可能是公司建立了獨立董事制度之后的結果（治理作用），而這兩種作用是很難通過橫截面檢驗加以區分的。
綜上，不難發現規范研究對于好的會計實證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通過細致的理論分析，才能識別好的問題，進而明晰變量之間的作用機理，并提出切實可行的可檢驗的假說，即將好問題轉換為好的研究問題。在缺乏對變量之間作用機理細致深入的理論分析、沒有做好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和建構有效性的情況下，匆忙地、盲目地就進行下階段的統計分析，得到的只能是一堆無意義的統計圖表。其結果無論是否相關、統計上是否顯著，都無助于增進我們對現象的了解，甚至可能對讀者產生誤導。
四、結束語
好的會計實證研究，必須具有增量的知識貢獻，或者為已經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新的解釋，或者給未觀察到的現象提供預測（Watts & Zimmerman，1986），而這離不開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方法的融合。在我國實證研究方法已經成為主流的方法之后，為了形成好的會計實證研究成果、產生有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性研究，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兩種方法的融合更顯重要，尤其是規范研究的重要性更應值得強調和加強。
當然要產生“頂天立地”的原創性研究，要實現會計研究的第二次轉型，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經濟學、財務學、會計學等規范理論的功底，還需要熟練運用上述理論對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問題進行細致地分析，進而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問題，產生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計實證研究成果。此外，會計實證研究的規范化也是實現會計研究的第二次成功轉型、催生出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林毅夫，1995；2001；楊雄勝、張國法、劉旭、于成永、酆塵穎，2004）。
【參考文獻】
[1] 鮑勃·瑞安，羅伯特·W·斯卡彭斯，邁克爾·西奧博爾德，閻達五，戴德明，何廣濤等譯.財務與會計研究方法與方法論[M]. 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2] 蔡祥.實證會計理論的發展：反思與展望[J].中大管理研究，2008，（1）：1－28.
[3] 陳孟賢.當代會計研究方法：檢討和反思[J].會計研究，2007，（4）：3－10.
[4] 陳珉，孫錚.關于當前中國會計研究方法的思考[J].財經研究，2003，（10）：42－47.
[5] 馮均科.關于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反思[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4，（2）：72－76.
[6] 蓋地，呂志明.規范會計研究與實證會計研究評析[J].會計研究，2007，（4）：11－18.
[7] 葛家澍.西方財務會計理論問題探索（三）——西方規范財務會計理論的發展及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框架(下) [J].財務通訊，2005，（3）：8－11.
[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07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指南[M].科學出版社，2007.
[9] 經濟研究記者.高質量、新起點、新目標——2007年《經濟研究》編委會紀要[J].經濟研究，2007，（12）：153－159.
[10] 李志文.淺談實地研究：三論中國會計研究[J].中國會計評論，2003，（1）：241－250.
[11] 林毅夫.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慶祝《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J].經濟研究，1995，（10）：13－17.
[12] 林毅夫.經濟學研究方法與中國經濟學科發展[J].經濟研究，2001，（4）：74－81.
[13] 馬克·布勞格，黎明星，陳民，季勇譯.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14] 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冊）[M].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01.
[15] 唐·埃思里奇著，朱鋼譯.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16] 夏立軍. 實證會計研究：方法、過程及常見問題[Z]. 講演稿，2007.
[17] 楊雄勝，張國法，劉旭，于成永，酆塵穎.中國會計研究規范問題探討[J].會計研究，2004，（12）：29－33.
[18] 朱玲. 經驗研究中的關鍵細節[J]. 經濟研究，2002，（11）：81－95.
[19] 朱玲.實地調查基礎之上的研究報告寫作[J].經濟研究，2007，（1）：143－153.
[20] Abdel-khalik A. & Ajinkya B.,1979,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a methodological viewpoint.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ccounting Education Series, Volume No.4.
[21] Ball R.J. & Brown P.,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Autumn):159-178.
[22] Blackwell D., Noland T. & Winters D.,1998, The evidence of auditor assurance: evidence form loan pric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6(1):57-70.
[23] Denzin N(edit).,1978,Sociological methods: a sourcebook. New York:McGraw-Hill.
[24] Kinney W.R.,1986,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 design for Ph.D. students. Accounting Review 61(2):338-350.
[25] Kuhn Thomas,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 Libby R., Bloomfield R. & Nelson M.,2001,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working paper.
[27] Watts R. & Zimmerman J.1986.,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