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蘭馨]
近年來，國內外多宗假賬事件的曝光，嚴重打擊了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注冊會計師（ＣＰＡ）審計的合理預期。本文在建立報告公司與注冊會計師雙方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框架的基礎上，對虛假審計報告的成因進行剖析，并從報告公司、注冊會計師、信息用戶三方互動機制的角度，對重建審計信息關系進行初步研究。
一、報告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信息不對稱的動態博弈
１．策略描述。本文所建立的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動態博弈模型是以博弈雙方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理性選擇為前提的。在雙方博弈的第一階段，公司管理層首先選擇報告策略：誠實報告、虛假報告。這主要取決于虛假報告帶來的收益和可能引致的成本兩方面。注冊會計師外勤審計策略也有兩種：一種是執行比較詳細的外勤審計（詳查法），以增加發現虛假財務報告的概率；另一種是執行比較粗略的外勤審計（略查法）。注冊會計師選擇何種外勤審計策略，主要受到本所執業能力、外部監管力度以及對公司管理層信任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外部條件一定的情況下，若注冊會計師過分信任公司管理層，則可能選擇略查法以節省審計成本；反之，則選擇詳查法以減少審計風險。但是注冊會計師在做出策略選擇之前，是不清楚公司管理層所采取的具體報告策略的。
在雙方博弈的第二階段，注冊會計師根據外勤審計結果選擇審計報告策略，分如實報告與失實報告。一般說來，在注冊會計師未掌握報告公司弄虛作假的真憑實據時，不太可能出具與外勤審計結果不一致的審計報告，因為公司管理層會通過與注冊會計師的交流來避免作假被發現。為了簡化模型，本文假設只要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法，就一定能發現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而采取略查法，則一定不能發現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因此，在雙方的策略組合（誠實報告，詳查；誠實報告，略查；虛假報告，略查）下，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策略都將選擇如實報告，此時博弈結束。
在注冊會計師執行詳查法查出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時，情況就變得復雜起來。由于公司管理層不會甘心輕易放棄造假收益，因此管理層首先將采取“蘿卜加大棒”策略誘迫注冊會計師就范。給定管理層的這種誘迫策略，注冊會計師根據成本與效益原則采取共謀或抵制行為，在注冊會計師選擇共謀的情況下，博弈結束。而一旦注冊會計師選擇抵制策略，博弈便進入第三階段，管理層將有兩種策略：對財務報告進行改正或不改正。而注冊會計師則根據管理層對財務報告的改正情況進行如實報告。至此，雙方的一次博弈結束。博弈的擴展形如下圖所示：
圖中，ｕ為管理層舞弊而未被注冊會計師揭穿所獲得的收益；ｖ為虛假財務報告引致的成本（ｖ＝查處概率×懲罰力度）；ｆ為管理層為說服注冊會計師共謀而支付的賄賂額；Ｓ為公司拒不改正財務報告的虛假成分而被注冊會計師如實披露造成的損失；Ａ為注冊會計師在略查法下發生的審計成本；Ｅ為注冊會計師執行詳查法比略查法多發生的審計成本；Ｇ為公司假賬事發導致注冊會計師被追究過失（略查法下未查出虛假報告可能被認為是一種過失行為）而遭受的可能損失（Ｇ＝被發現概率×過失責任）；Ｑ為雙方的“共謀”行為被揭露對注冊會計師造成的可能損失（Ｑ＝被揭露概率×欺詐責任，由于欺詐的性質比過失更為惡劣，因而，可以判定Ｑ＞Ｇ）；Ｊ為注冊會計師抵制管理層誘迫而面臨日后被解聘的風險損失（Ｊ＝被解聘的概率×被解聘的損失）。
２．納什均衡求解。從本質上來說，博弈的第二、三階段是完全且完美信息博弈，故可采用“逆向遞歸法”求解。由于－Ｓ＜０，表明注冊會計師一旦選擇抵制，則管理層對財務報告進行改正是其理性行為。而注冊會計師對管理層的誘迫是采取共謀還是抵制，則要比較（－Ａ－Ｅ＋ｆ－Ｑ）與（－Ａ－Ｅ－Ｊ）二者的大小。管理當局之所以采取虛假報告策略，說明必然有ｕ－ｖ＞０，而賄賂額 ｆ 則是注冊會計師與管理層討價還價的結果。假設注冊會計師與管理層討價還價能力相同，則雙方平分虛假報告帶來的凈收益，即賄賂額ｆ＝（ｕ－ｖ）÷２。故注冊會計師選擇抵制的條件為：－Ａ－Ｅ＋（ｕ－ｖ）÷２－Ｑ＜－Ａ－Ｅ－Ｊ，即（ｕ－ｖ）÷２－Ｑ－Ｊ是讓注冊會計師保持獨立的代價。
而博弈的第一階段，沒有純粹的納什均衡解。給定報告公司誠實報告，則注冊會計師選擇略查是其理性選擇；給定報告公司虛假報告，則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還是略查要看（－Ａ－Ｇ）與ＭＡＸ［（－Ａ－Ｅ＋ｆ－Ｑ），（－Ａ－Ｅ－Ｊ）］的大小。但是，無論注冊會計師選擇何種外勤審計策略，只要ｕ＞ｖ，管理當局都會選擇虛假財務報告，因為即使在注冊會計師查出財務報告中存在舞弊而且拒絕管理層的誘迫情況下，管理層也可以通過對財務報告進行改正使其支付仍和誠實報告情況下相同（或者只是略微小于）。
二、模型解釋與信任機制重建
在審計實踐中，由于公司管理層存在對虛假財務報告進行改正的機會，且這種改正并不需要改正成本（或改正成本很低），導致注冊會計師根本抑制不了管理層造假的動機。因此，筆者認為，改正成本為零或趨近于零是注冊會計師完全喪失“經濟警察”功能的根本原因。
據此，財務報告信任危機的成因便逐漸清晰起來。投資者知道管理層在ｕ＞ｖ的情況下，必然選擇造假。投資者也知道，注冊會計師根本抑制不了管理層造假的動機，充其量只能減少財務報告中的虛假成分。注冊會計師的續聘和解聘表面上是由股東大會決定，但目前的公司治理結構導致了管理層真正擁有續聘和解聘注冊會計師的權力，因而注冊會計師抵制管理層誘迫的成本便加大了。并且，獨立審計行業的惡性低價競爭也嚴重削弱了注冊會計師執行詳查的能力。由于目前的執業環境很難滿足讓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且保持獨立的外部條件，因而投資者有理由不信任注冊會計師行業。投資者對于管理層和獨立審計的不信任是財務報告信任危機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信任關系的重建必須從經濟人角度出發，充分考慮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成本效益，更多地從外圍入手，通過改變博弈參與者的支付，從而影響參與者的行動策略，最終達到治理假賬的目的。即：給定嚴格的外部條件，公司管理層沒有動機去造假，注冊會計師也沒有動機改變自己的“詳查—抵制”策略。
１．嚴格約束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共謀行為。為此，應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監管力度，中注協（或其他監管部門）每年都應對獨立審計進行嚴格的復查，一旦查出虛假財務報告則給予嚴厲的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處罰。改變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契約簽訂方式，健全會計師事務所的定期輪換制度，在合同期內，公司更換注冊會計師須向有關監管層而不是向流于形式的股東大會申請，且注冊會計師應有權申述。
２．為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策略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目前，注冊會計師的收費制度存在問題，限制了注冊會計師執行詳查的可能性。另外，良好的業務素質有利于節約審計成本。改革收費制度、培養高素質的審計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增加注冊會計師的過失責任當然也是控制措施之一。筆者認為，在注冊會計師收入微薄的條件下，加大過失責任可能適得其反，甚至有可能使得注冊會計師干脆選擇與公司管理層共謀，以求得利益最大。
３．改變公司對造假的收益和成本的預期。減少造假的收益、增加造假的成本是監管層和投資者應該重點考慮的兩個方面。而減少造假的收益可能更為重要。因為對于公司管理層來講，收益是現成的，而成本卻是未來的。建立包括非財務數據在內的多角度衡量公司業績的方法，而不是僅僅依靠幾個財務數據來決定公司的各種“資格”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另外，大力培育獨立的財務分析機構也會增加公司“東窗事發”的概率。新聞媒體和網絡等技術的發展也將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起到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