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研究過程中，選取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從2007-2017年，圍繞內部控制是否對企業績效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確實存在正相關關系，即內部控制可以有效地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同時，又圍繞著內部控制的五大要素，對企業績效的作用展開了進一步地研究。研究中發現，控制活動和內部監督著這兩大要素，相對于其他要素而言，與企業績效的正相關關系比較顯著。但是，也不能簡單地否定掉其他要素對在促進企業績效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內部控制、企業績效、內部監督

第一章 引言

自2002年SOX法案-全稱《薩班斯—奧克斯利》 頒布以來，關于內部控制的重要性研究再次被人們所重視，各學界和政界都圍繞著內部控制這一領域展開廣泛地討論。同時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也是時下的熱點問題。內部控制作為一系列政策和規則以及一套完善的組織實施程序，在管理者踐行其管理目標的過程中，與公司的管理及治理活動是緊密聯系的(閻達五 & 楊有紅, 2001)。只有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才能有效的保證組織管理程序的有效執行，以達到組織目標利益最大化的效用，提升企業績效。事實上，內部控制是否發揮出其對企業績效的正相關作用，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由于不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可能在諸多方面給企業經營活動帶來不利的影響，應給與高度的重視。否則，最終的結果都會致使企業的經營業績受損，最終與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背道而馳，由此可見內部控制在對企業績效影響力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研究意義如下:第一，考慮到很多研究都是關于揭示三者之間的相關分析，包括研究公司治理，社會責任等在內部控制的調節作用下，研究他們在促進投資效率方面，會計的穩健性和會計的信息質量特征以及企業價值和企業績效等一系列方面的相關程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就針對直接研究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傳統的規范性理論研究相對居多。所以，針對兩者正相關作用進行實證理論分析，某種程度上可以豐富一下本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第二,在研究過程中進一步對內部控制的五要素，這五要素分別是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以及內部監督，研究這五大要素在對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進行了討論,結果表明,相對與內部環境,風險控制,信息與溝通這三個要素而言,控制活動和內部監督在促進企業績效的發揮作用時有較為明顯的效果。

第二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關于內部控制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一直以來都是受到學界等各大領域研究的熱門話題。內部控制與在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經過不斷被專家學者所證實，(方紅星 & 金玉娜, 2011b)，(葉建芳, 李丹蒙 & 章斌穎, 2012b)，(劉行健 & 劉昭, 2014b)等都證實了內部控制可以強有力地降低盈余管理地水平。較高的內部控制質量，在環境具有明顯不確定時對資本成本所形成的不利影響，具有顯著的緩解效應(廖義剛, 2015)。

內部控制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方面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其中(ASHBAUGH-SKAIFE, COLLINS, KINNEY JR & LAFOND, 2009)，(劉啟亮, 羅樂, 何威風 & 陳漢文, 2012; 于忠泊 & 田高良, 2009)等也都證實了其真實性。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的正相關關系之間的顯著性也得到了強有力的研究結果的支持(林鐘高 & 王書珍, 2006b; 林鐘高, 鄭軍 & 王書珍, 2007)。同樣，即便是從戰略的角度上進行考察，較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的正相關性也得到了印證(查劍秋, 張秋生 & 莊健, 2009b)。內部控制在對多元化價值的促進作用中，也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楊道廣, 王金妹 & 陳麗蓉, 2019)。

內部控制在對于投資效率的研究結果中也顯示出，在對于促進效率投資等方面確實也發揮著積極作用(于忠泊 & 田高良, 2009)，(李萬福, 林斌 & 宋璐, 2011b)，(方紅星 & 金玉娜, 2013b; 張會麗 & 吳有紅, 2014b)。

在對企業績效的研究發現中，在考察審計師評價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研究發現，在審計師能對內部控制做出公正客觀的正確評價的前提下，審計師的評價則與企業績效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張川, 沈紅波 & 高新梓, 2009b)。在考察IT治理與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時發現，良好的內部控制與IT治理的交互作用，可以更加有效地發揮出對企業績效水平的穩步提高，實現了協同作用的發揮(王凡林 & 楊周南, 2012)。較為健全的內部控制體系可以挖掘出“病毒” 所在位置，從而培植出“免疫抗體”促進企業績效獲得良性發展(田利軍, 2012; 田利軍 & 陳甜甜, 2015)。在研究公司治理的問題中，考察內部控制的影響作用時，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依據股權性質的不同有所差異(葉陳剛, 裘麗 & 張立娟, 2016b)。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伴隨著行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總體上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仍然得到證實(黃小琳 & 陳關亭, 2017)。

綜上所述，內部控制在各方面都發揮出其積極作用。尤其在使企業價值獲得最大化，增加會計穩健性和提升會計信息質量，以及在抑制非效率投資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等諸多方面都顯示出明顯的相關性特征。據此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假設：

內部控制與企業的績效水平呈正相關。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樣本選擇

在研究過程中，選取2007-2017年近十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鑒于考慮到2007年之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體系的健全程度，以避免由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不健全所造成的的數據缺失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也出于時效性的考慮，特此以2007年之后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內部控制數據來自迪博數據庫，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并對對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剔除非金融企業、諸如保險和證券公司；剔除ST和*ST公司；同時也剔除了對于財務數據有缺失的上市公司研究樣本，同時進行了縮尾處理。最終得到2292個樣本數據。在研究過程中用stata15進行數據分析。

第二節 變量度量

一、企業績效指標

根據已有的大量研究，多用盈利性指標來度量企業的財務績效指標。在研究過程中選用總資產凈利潤率（ROA）進行衡量。同時選用tobinQ進行后續的穩健性研究。

二、內部控制指標

內部控制數據選用迪博內部控制指數來進行度量。這一指標作為衡量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綜合性衡量指標， 得到政府和企業的一致認可，具有相當的價值。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上下浮動范圍通常在0~1000之間, 數值愈大則意味著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就越高。

三、控制變量指標

對于控制變量的選取則參照相關的研究文獻，選用資產負債率( Lev) 、成長性 ( growth) 、經營活動現金流（CFO）、資產規模（size）、股權集中度（biggest）以及行業和年度虛擬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定義表如下表3-1所示

表3-1 變量定義表

第三節 研究模型

基于以上假設，為了檢驗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在研究過程中構建了如下模型：

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表4-1中是描述性結果分析。從表中可以看出,總資產凈利潤率在各樣本公司中存在明顯差異。樣本公司中總資產凈利潤率最大值達到20.4%，最小值則為-0.090，樣本公司的總資產凈利潤率平均水平為4.3%。內部控制指數在各樣本公司中也存在顯著的差異，最大值9.485，均值為6.842。同樣其他控制變量中，資產負債率，成長能力以及股權結構都存在較大差異，說明樣本的辨識程度較好。

表4-1: 描述性結果分析

第二節 相關性分析

表4-2: 相關系數分析

說明：下三角是Pearson's correlation,上三角是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 p<0.01, ** p<0.05, * p<0.1。

由上表4-2所示，通過Pearson和Spearman相關性分析，對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進行驗證。由Pearson系數可知，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ROA）間的系數為0.3，呈正方向，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而在Spearman中，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間的系數為0.369，且也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之間是正相關關系，與預期假設相符。在其他控制變量中，Pearson和Spearman相關性分析都保持一致，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負向關系，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公司的成長能力和經營活動現金流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企業的資產規模與企業的績效呈負相關關系，股權結構（biggest）對企業績效的作用不明顯。

第三節 回歸分析

如下表4-3回歸結果分析表所示，報告了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結果。第一列是在僅考慮內部控制變量和行業以及年度啞變量的條件下，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的回歸分析。第二列則是在全部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得到的回歸結果。從兩列結果可以看出，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從系數的大小上看，第二列的系數是0.158，即當內部控制每上升1%，企業績效則提升15.8%。這與我們的假設：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存在著正向化作用的假設相符合。

從控制變量上來看，企業成長能力和經營活動現金流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正向關系。即企業的成長能力水平越高，經營活動現金流越大，企業績效就越高。企業的財務杠桿水平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負向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的財務成本，會加大企業負擔，降低企業績效。

表4-3: 回歸結果分析表

第五章  進一步分析及穩健性檢驗

第一節 進一步分析

由以上論證得出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正向的顯著關系，內部控制確實對企業績效發揮著正向促進作用。內部控制有五大要素，內部環境（ICQ1）、風險評估（ICQ2）、控制活動（ICQ3）、信息與溝通（ICQ4）、以及內部監督（ICQ5）。這五大要素在對企業績效的作用中發揮著多大的影響力，我們尚未可知，所以就此針對各要素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表5-1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回歸分析表所示。

回歸結果表5-1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回歸分析表顯示，只有控制活動（ICQ3）與企業績效存在著正向的顯著關系，兩者之間的系數為0.085，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而內部環境（ICQ1）、信息與溝通（ICQ4）、以及內部監督（ICQ5）與企業績效間的系數為正，但是這一正向作用卻不顯著。綜上，內部控制的五大要素中，要不斷加強控制活動（ICQ3），從而不斷提高內部控制程度，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

表5-1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回歸分析表

第二節 穩健性檢驗

一、替換被解釋變量

由于考察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績效，據以往研究，可以采用凈資產凈利率以及tobinQ等多種度量方式。在研究過程中用tobinQ進行穩健性檢驗。如下表5-2：tobinQ與內部控制的回歸分析表所示，在第一列中不加入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的系數是0.043，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同樣在第二列考慮其他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內部控制和企業績效之間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都驗證了假設。

表5-2: tobinQ與內部控制的回歸分析表

同時為考察內部控制五要素對企業績效影響力的作用大小，分別對五要素與企業績效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表5-3：內部控制五要素與tobinQ的回歸分析表所示，內部控制的要素中，內部監督(ICQ5)與企業績效的相關系數為0.0254，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加強內部監督對促進企業績效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其他控制要素，內部控制活動（ICQ3），內部消息與溝通（ICQ4），對企業績效的正向促進作用則不明顯。

表5-3: 內部控制五要素與tobinQ與的回歸分析表

二、內部控制變量的替代變量

考慮到可能存在重要變量遺漏以及樣本本身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出于穩健性的考慮，將內部控制的滯后一期變量作為內部控制的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分析。

如下表5-4:2SLS回歸結果所示，顯示了2SLS的回歸結果。從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系數為0.59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內部控制對企業績效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與事先的假設相符合。

表5-4: 2SLS回歸結果

第六章 結論與缺陷

在研究過程中通過實證分析，論證了內部控制確實在促進企業績效提升方面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對企業績效采取兩種度量方式，分別研究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和tobinQ與內部控制之間的關系，也都驗證了假設，即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同時在以總資產凈利潤率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內部控制五要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時，我們發現只有企業的內部控制活動對企業的財務績效的影響作用較為明顯。而在以tobinQ為被解釋變量時，同樣考察內部控制五要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大小時，我們發現內部監督對企業的績效有著較為顯著的作用。而其他內部控制要素對企業績效則沒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但不代表其他內部控制要素就沒有作用，這也是該研究分析的局限所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企業內部控制管理活動提供了一定的指導意義，企業應著重加強內部控制風險活動和內部監督的影響力作用。

參考文獻:

查劍秋,張秋生,莊健：“戰略管理下的企業內控與企業價值關系實證研究”，《審計研究》, 2009年1期。

方紅星,金玉娜：“高質量內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嗎?——基于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的經驗研究”，《會計研究》, 2011年8期。

方紅星,金玉娜：“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與非效率投資: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會計研究》, 2013年7期。

黃小琳,陳關亭：“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與績效——基于行業聚類的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2期。

李萬福,林斌,宋璐：“內部控制在公司投資中的角色:效率促進還是抑制?”，《管理世界》，2011年2期。

廖義剛：“環境不確定性、內部控制質量與權益資本成本”，《審計與經濟研究》，2015年3期。

林鐘高,鄭軍,王書珍：“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研究——來自滬深兩市A股的經驗分析”，《財經研究》，2007年4期。

林鐘高,王書珍：“論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財貿研究》，2006年5期。

劉行健,劉昭：“內部控制對公允價值與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審計研究》， 2014年2期。

劉啟亮,羅樂,何威風,陳漢文：“產權性質、制度環境與內部控制”，《會計研究》, 2012年3期。

田利軍：“社會責任、內部控制與企業績效——來自民航運輸業的證據”，《中國注冊會計師》, 2012年12期。

田利軍,陳甜甜：“企業內部控制、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2期。

王凡林, 楊周南：“IT治理、內部控制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財政研究》, 2012年6期。

閻達五,楊有紅：“內部控制框架的構建”，《會計研究》, 2001年2期。

楊道廣,王金妹, 陳麗蓉：“內部控制能提升企業多元化價值嗎?——來自我國非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年4期。

葉陳剛,裘麗,張立娟.：“公司治理結構、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財務績效”，《審計研究》, 2016年2期。

葉建芳,李丹蒙,章斌穎：“內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審計研究》, 2012年6期。

于忠泊,田高良：“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真的有用嗎——基于會計信息質量、資源配置效率視角的研究”，《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年10期。

張川,沈紅波,高新梓：“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審計師評價與企業績效”，《審計研究》, 2009年6期。

張會麗,吳有紅：“內部控制、現金持有及經濟后果”，《會計研究》, 2014年3期。

Hollis Ashbaugh-Skaife, Daniel W. Collins, William R. Kinney,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47, no. 1, pp. 1–43, March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