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組織如何嵌入公司治理結構”這個主題是有其深遠的制度背景的。國有企業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也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任務。2016年10月，在全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制度，要求國企黨建工作做到四個“堅持”，甚至明確要求將黨建工作寫入國有企業公司章程，這一制度安排是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的重要舉措。
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存在所有權缺位，權利過分集中于“內部人”現象嚴重，而黨建工作在企業運營過程中的作用被弱化，將黨建工作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將黨組織內內嵌在公司治理結構之中，能夠有效抑制國有企業的代理問題和腐敗的發生，發揮黨組織在公司戰略發展方向上的引導和監督作用。
在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設過程中，一直是借鑒美國COSO報告的“五要素”原則，公司治理結構上也一直堅持“董監高”的機構模式，將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結構可以說是我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重要安排。但是如何實現嵌入？做到既維護董事會在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權，減少審批流程上的效率損耗，又保證黨組織意圖在重大決策中得到體現，成為我們小組成員展開討論的焦點。
激烈的討論過后，我們基本上形成了統一意見：要對黨組織的工作范圍做好界定，除了做好黨務、企業文化建設工作以外，還要在“三重一大”（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資金的使用）的事情上發揮重要作用，在項目上董事會之前，要先經過“黨委會”討論通過，黨委會成員在每次會議召開之前做好充分溝通，盡量減少議事流程上的效率損耗。
我們堅信，黨組織嵌入公司治理結構是我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需要，也是我國在經濟發展實踐中在企業制度建設中做出的大膽嘗試和創新，這項舉措的實施中一定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這也需要我們進行不斷地探索和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