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目前國內銀行剛剛開始的轉型是多維的全面轉型和深層次的結構性變革，既包括了發展戰略、管理體制的轉型，也包括了經營結構、經營資源的轉型。標準普爾公司金融機構評級副董事廖強、花旗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均對國內銀行轉型持肯定態度。而讓記者感受最深的一點是，針對目前銀行業的風險管理現狀，廖強認為國內銀行不應過快追求多元化發展，而應利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前的有利時機，加快信用風險文化和風險管理能力的培育，作為進一步拓展中小企業和個人信貸業務的基石，以應對未來大企業逐步脫媒環境下的挑戰。在此過程中，信用風險的定價，分散和轉移能力是關鍵。
法律環境改善有助于拓展客戶資源
眾所周知，凈利息收入是中國銀行( 6.20,-0.11,-1.74%)業傳統的主要收入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日前在一份有關中國上市銀行的最新報告中指出，由于對優質大客戶的競爭激烈使銀行在利率定價方面面臨壓力，加上中小企業貸款的整體規模較小，國內銀行進一步開拓利息收入的空間有限。對此，廖強表示，國內銀行面臨的真正壓力將在利率市場化完成、被保護的利差不存在之后顯現。他認為，銀行中小企業貸款業務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信貸風險過高，而最近相關法律環境的改善，使得銀行在這方面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盈利空間。今年已經開始實施和即將實施的幾個重要法律，都有助于引導銀行經營所處的外部環境朝著更為市場化的方向發展，更好地保護銀行作為債權人的利益，從而增加其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的積極性。
“新的企業破產法和物權法使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變得更加有利可圖。以應收賬款為抵押的貸款為例，過去以這類物權作擔保在法律上很難得到認可，即便銀行據以發放貸款，一旦出現風險時，要通過法律途徑獲得保障非常困難。另外，物權法對借款人名下所屬的物權以及相關權利的法定登記程序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這使得銀行遭受抵押資產隱匿和轉移的風險減少，從而使中小企業貸款業務的風險更為可控。”廖強如是說。他還指出，由于中小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在中國還是尚待開發的領域，如果銀行肯在這些領域下功夫，發展出與所承擔的信用風險相匹配的定價機制，其在大企業貸款市場所受到的盈利擠壓就可以被中小企業貸款和消費貸款市場的發展所抵消。
目前，國內銀行在優質客戶資源方面面臨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而在資金方面又面臨來自資本市場的競爭。沈明高告訴記者，這兩方面的競爭對國內銀行來說都比較新，且競爭日益激烈。他認為，在市場細分方面國內銀行面臨著兩大問題。一是客戶市場細分，有的銀行希望立足于高端市場，也有的希望在中小企業市場和消費貸款領域發展。市場細分的好處是銀行能夠提供個性化產品，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期內可以享受壟斷利潤。二是產品細分，什么樣的產品能利用什么樣的資源很重要。
中間業務發展方興未艾
在非利息收入方面，近來中國銀行業的變化和發展令人鼓舞。上市銀行的2006年年報和今年上半年業績預告顯示，在過去1年半里，中國的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發展迅猛，結算清算和銀行卡業務是這一塊收入的主要來源，包括基金、保險和理財產品銷售在內的財富管理業務的興起使銀行收入日益多元化。根據安永的預計，未來國內銀行在財富管理、投行業務、托管業務和代理行業務上收入將會有強勁增長。
廖強表示，最近銀行理財產品的熱銷并不簡單是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結果，而有更深層的原因。根本而言，這是在居民收入改善和財富積累的大背景下，居民金融資產組合產生的內在調整需求。銀行為滿足這種需求而提供相應金融產品，這一趨勢在很大意義上是可以持續的。不過，目前由簡單的理財業務，如代銷一些基金或保險產品，所驅動的非利息收入高速增長可能在中期內就會遭遇增長的“天花板”，因為眼下居民金融資產組合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過去多年積蓄的一次性存量調整，一旦這種調整基本到位，銀行就只能依靠居民財富增量部分的交易來支撐非利息收入的增長，非利息收入增長速度必然會因此回落，從而使收入結構更加穩定。
沈明高則認為，混業經營可以使銀行在金融業的各個方面都獲得更大的發展，更好地滿足客戶在多方面的需求，是中國銀行業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不過，對于國內銀行的多元化戰略，標準普爾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廖強說，雖然業務多元化所導致的收入多元化是有益的，但在目前階段，銀行在介入新的業務領域之前，必須清醒認識到自己是否已經具備作為銀行生存之本的一些要素，包括有效的公司治理、良好的風險管理能力和信用文化等等。“在這些基礎性要素還沒有具備的情況下，銀行匆匆忙忙地去進行并購或多元化會進一步繃緊管理壓力，可能出現一些協同問題。因此，我們樂于看到銀行在現階段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內部優化整合，提升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
應重視信用風險分散和轉移問題
從世界潮流來看，銀行歸根結底是一個管理信用風險的機構，其優勢也在于此。最近美國次級貸款危機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金融市場也因此而劇烈波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些承做次級抵押貸款的商業銀行基本上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沈明高認為，這主要與其良好的風險管理有關，特別是通過資產證券化將次級抵押貸款的風險轉嫁給了投資者。“在中國銀行業未來的發展中，風險的管理至關重要。一旦宏觀經濟出現波動，風險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現在與未來盈利的平衡。”他說。
廖強極為強調分散和轉移信用風險對銀行的重要性。他認為，除了信用風險評估、定價和后續管理以外，銀行還應該盡量向金融市場的其他參與者分散信用風險，甚至參與全球信用風險的分散過程。廖強指出，轉移信用風險的一個基礎工具就是資產證券化。“如果將這項業務開展起來，一方面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有機會持續增加，另一方面銀行在資本金方面持續遭受的壓力也會減輕。”他說。
但是，目前國內部分銀行對資產證券化不是很熱衷，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做“加法”，努力擴大生息業務。出現這種消極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在國內流動性充裕、受管制的存貸利差依然優厚的背景下，銀行在許多市場上依然競爭不足，且過度追逐短期盈利能力。廖強表示，“銀行家目前很難下決心將一些表內資產進行證券化轉移到表外，因為在利率管制、競爭不夠的情況下，將這些業務放在表內，至少在短期內信貸損失沒有完全暴露時，能夠實現比轉移到表外更高的收益。只要利率管制繼續存在，銀行分散信用風險的內在緊迫性就不強烈。”他還指出，銀行持續做“加法”的過程也是持續積聚信用風險的過程。從長期看，銀行將為短視行為付出代價；另一方面，管理層在決策利率市場化進程方面也要有一個長期的、前瞻性的考慮，銀行只有在這樣的外部壓力下才有可能更好地完善信用風險管理水平。
美銀行業轉型經驗值得借鑒
事實上，中國銀行業目前的情況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國家很類似，他們當時也存在存款利率管制，穩定的利差使銀行家們過著“朝九晚三”的舒適生活。美國的金融轉型是與其創新并行的，發源于利率管制Q條例的取消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一些替代產品，商業銀行原來的經營模式不可能再持續下去。利差縮減使銀行面臨的經營壓力增大，銀行家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
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放寬利率管制開始，到90年代完全轉型，美國銀行業花費了超過10年的時間。在轉型過程中，美國大銀行的收入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目前其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約為40%至50%，而小的區域性銀行則占到70%左右，變化相對較小。對多數中小銀行來說，非利息收入中的很大部分都來自與信用風險分散相關的業務，如資產證券化，只有少數大銀行會有較多來源于保險、資產管理、證券業的收入。
根據廖強的介紹，美國銀行業在轉型過程中首先做的事情是“瘦身”，即通過資產證券化把信用風險分散出去，這種風險的轉移給銀行帶來了很大的非利息收入。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很多專業化的金融機構應運而生，如精于信用卡業務的公司、專做房地產按揭貸款的公司，包括最近出問題的次級抵押貸款公司等。其次是銀行開始收購非銀行金融機構。不過，大規模的收購發生在90年代美國取消了禁止混業經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之后，在時間上晚于銀行大規模分散和轉移信用風險。事實上，80年代時美國銀行業的信用風險管理水平與今日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最典型的是在拉美債務危機中，很多銀行都遭遇了重大損失。正因如此，此后他們開始加速致力于控制并轉移信用風險，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談及美國銀行業轉型的經驗時，沈明高首先強調了內部激勵機制的重要性。他說，美國從分業走向混業經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在“拱”監管機構。如果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都有一個內部激勵機制，其業務就會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滲透。從中國情況來看，目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業務滲透，比如銀行銷售基金、保險等，但激勵依然不夠。其次，競爭壓力加大是銀行轉型的動力之一。競爭使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不像原來那樣容易實現，反而激發了他們想方設法開拓業務的愿望。第三是監管一定要有彈性，在金融市場還不發達的中國更應如此。不能說原來沒做過現在就不能做，應該放手讓銀行去嘗試和探索新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