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企業會計準則中關于資產減值準備的規定提出了假設：其一，資產減值準備能夠抑制上市公司過度投資；其二，資產減值準備能夠導致上市公司投資不足。然后建立模型進行了分析。研究結論認為應合理適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穩健性，以抑制企業過度投資行為，防止公司投資不足。
【關鍵詞】 資產減值準備 上市公司 投資行為 過度投資 投資不足
一、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近年來，隨著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和制度的不斷完善，穩健性原則已經充分地反映在各項制度規定當中，其中一個典型應用就是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資產減值準備是指資產的賬面價值超過其實際的可回收金額時，要求采用“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法，公司應合理估計資產發生的損失，并在會計處理上對可能發生的損失計提減值準備。這種制度規定避免了資產虛增導致企業利潤的虛增，使會計信息能夠反映公司經營的真實情況，同時也充分體現了會計穩健性“不可高估資產和收益，不可低估負債和費用”以及“不確定的收益不能確認，而可能發生的損失要預計”的要求。
資產減值準備要求及時確認損失，這種穩健性的會計處理將對公司的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首先，資產減值準備可以抑制公司過度投資。由于計提減值準備，過度投資帶來的損失將被及時確認，公司高管人員因為不想承擔由此帶來的責任，將會放棄一些投資機會，從而減少了過度投資。另外，及時在會計報表中反映由于過度投資帶來的損失，將會使公司的償債能力會計指標惡化。而會計指標是債務人與債權人簽訂契約的重要依據。債權人會根據會計指標對公司進行監督。當償債能力會計指標惡化時，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債權人會干涉公司的投資行為，使公司從凈現值為負的項目中撤資，從而避免公司過度投資行為的繼續發生。
其次，資產減值準備也可能導致公司投資不足。公司某些投資項目可能存在較大的風險，如果投資失敗，公司的會計盈余將會大幅下降。而會計盈余是公司高管人員薪酬契約的一個重要指標。會計盈余下降將會導致高管人員薪酬減少。因此，對于某些凈現值為正但風險較大的投資機會，公司高管人員為了自身利益可能會放棄這些投資機會，從而導致投資不足。
結合上述理論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1：資產減值準備能夠抑制上市公司過度投資。
H2：資產減值準備能夠導致上市公司投資不足。
下文將建立適當的模型對上述假設進行驗證。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選取的是深市A股公司，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庫（RESSET）。由于資產減值準備相關的準則在2007年發生了新的變動，為了避免準則變動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選擇從2007年到可獲得的2011年期間的數據，由于投資效率模型中涉及跨期的代理變量，實際上也用到了2006年的數據，并且按照以下要求對數據進行篩選：剔除∗ST、S∗ST、SST、ST等財務異常的公司；剔除同時在B股或H股上市的公司；剔除金融保險業；剔除在公司/年度內數據缺失的公司；剔除出現奇異值的樣本。經過上述篩選，共得到2 440個年度觀測值。目前，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仍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研究國有上市公司投資行為異化問題，對處于轉型期的我國而言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將國有上市公司定義為國有股的比例大于30%的上市公司。2 440個年度觀測值中，國有上市公司樣本量為630個。
三、模型建立與變量選取
首先，我們采用Richardson的非效率投資模型來衡量公司的最優投資水平，從而能根據回歸結果的殘差將上市公司分為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兩組。
1. 建立模型。為了檢驗資產減值準備與非效率投資的關系，我們建立了模型1，如下：
=β0+β1Writeofft+β2FCFt+β3Payt+β4IndDirectort+β5CashDiv+β6FSPt+γYrDum+μIndDum+εt
其中： 為第t年的非效率投資支出；Writeoff為資產減值準備，等于資產減值準備t/年初總資產；FCF為自由現金流，等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維持性投資支出-合理投資支出）/年初總資產；IndDirector為獨立董事所占比例，等于獨立董事人數/董事會總人數；FSP為股權集中度，等于前五位股東持股比例/總股本；CashDiv為現金股利虛擬變量，發放現金股利時取1，否則取0；Payt為經理薪酬，等于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總額/總資產；YrDum為年度虛擬變量；IndDum為行業虛擬變量。
2. 資產減值準備與投資效率的進一步分析。鑒于公司不同年度間的投資行為通常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我們進一步檢驗資產減值準備對公司未來投資行為的影響。首先，我們根據Richardson的非效率投資模型回歸后的殘差，將樣本公司分為第t年投資過度（殘差大于0）和投資不足（殘差小于0）兩組，并據此建立模型2，分別檢驗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公司的資產減值準備對下一年度總投資支出的影響。模型2如下：
Totalinvtt+1=∂0+β0Writeofft+β1Qt+β2Levt+β3Growtht+β4Casht+β5Sizeft+β6Growtht+β7Totallnvtt+γYrDum+μIndDum+ε
其中：Qt為公司第t-1年末的投資機會，等于（每股價格×流通股股數+每股凈資產×國有股和法人股股數+負債賬面價值）/總資產賬面價值；Levt為資產負債率，等于負債總額/資產總額；Growtht為公司的成長性，等于（主營業務收入t－主營業務收入t-1）/主營業務收入t-1；Casht為公司持有的現金流量，等于貨幣資金t/總資產t；Sizet為公司規模，等于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其他變量同上。
四、描述性統計
模型1中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Richardson的非效率投資模型回歸結果殘差的平均值為-0.035 4，資產減值準備計提數與年初總資產比值的均值為0.005 24，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總額與總資產的比值的均值約為0.000 6，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的均值為58.84%，獨立董事的比例的均值為34.39%，發放現金股利的虛擬變量的均值為0.636 5，自由現金流的均值為-0.054 9。
五、回歸結果分析
1. 模型1回歸結果分析。為了提高模型檢驗的準確性，我們對自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發現，變量間相關系數都較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貧w結果見表2。
由回歸結果可知，資產減值準備與非效率投資是顯著負相關的，這一結果支持了前文的假設，即資產減值準備能夠抑制過度投資，為會計穩健性的運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時，資產減值準備還會導致投資不足。此外，自由現金流量與非效率投資也是顯著正相關，這也支持了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即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的公司更傾向于發生過度投資。本文還注意到，發放現金股利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自由現金流充足的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后，進行過度投資的動機不明顯。
2. 資產減值準備與非效率投資進一步分析的結果。我們根據Richardson的非效率投資模型回歸結果的殘差分成正負兩組，來分別進行分析。其中，殘差為正的組有156個樣本，即有156個樣本為投資過度，殘差為負的組有499個樣本，即有499個樣本為投資不足。可見，投資不足的情況更為普遍?；貧w結果見表3。
從上述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發生過度投資（殘差為正組）的公司，當年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與下一年的總投資支出負相關，回歸系數為-0.242，這說明在發生過度投資的公司，當年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對下一年度的投資支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當然，因為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資產減值準備對公司過度投資行為的約束有限。
在發生投資不足（殘差為負組）的公司，當年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與下一年度的總投資支出也是負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0.019 6，這說明在發生投資不足的公司，當年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對下一年度的投資支出有抑制作用。同樣，因為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資產減值準備對投資不足公司的投資影響有限。
回歸結果表明，在過度投資的公司，資產減值準備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大于投資不足公司資產減值準備回歸系數的絕對值，據此，可以說資產減值準備對投資過度公司下一年度的投資支出影響更加明顯。但總體來說，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對下一年度總投資的影響并不是很顯著。
六、研究結論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是會計穩健性的典型應用，這種會計處理會對公司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通過對上市公司進行經驗研究，本文發現：①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既可以有效抑制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又可能會導致公司投資不足。這意味著會計穩健性具有一定的兩面性。②本年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會對下一年度的總投資支出產生有限的抑制作用，而進一步分析表明，相對投資不足公司而言，這種抑制作用對投資過度的公司更強。
根據研究結果，本文認為，上市公司應合理運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穩健性，使其發揮積極作用，抑制企業過度投資行為，防止公司投資不足。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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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ni M.， Della Bella C..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actions to goodwill write-off after SFAS 142. Managerial Finance，2007；11
【作 者】
梁 靜 肖 紅
【作者單位】
（中國人民銀行清算總中心 北京 100048 北京科技大學東凌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