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1999 ~ 2012年期間發布盈余重述公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歷史趨勢、對盈余的影響以及重述公司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進行盈余重述的上市公司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大多為非核心重述，重述的主要原因是不恰當的成本費用處理和稅收問題。重述對公司凈利潤影響很大，盈余重述公司普遍規模較小，資產流動性較差，盈利水平低，負債水平較高。因此，對盈余重述行為應重點關注，以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的規范和監管。
【關鍵詞】盈余重述 核心重述 監管
財務重述是非常嚴重的會計行為，近年來有愈演愈烈之勢，嚴重時重述公司占到全部上市公司數量的21.14%（魏志華等，2009）。財務重述會影響公司價值，降低資本市場效率，損害投資者信心，甚至會威脅公司組織結構，已引起世界各國投資者、財務分析師、證券市場監管機構、科研機構等的廣泛關注。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盈余重述現象。一方面，盈余是公司財務報告最敏感最核心的部分，最受投資者關注，是監管部門監控的重點；另一方面，從我國現狀來看，盈余重述問題非常嚴重，上市公司補充更正說明的事項一半以上與利潤相關（雷敏等，2006）。
基于此，本文以上市公司盈余重述作為關注點，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歷史趨勢、對盈余的影響以及重述公司的基本特征，期望對我國該領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一、上市公司盈余重述基本情況
學術界對于盈余重述并無可接受的統一定義，本文借鑒Kamran（2007）對盈余重述的理解，將盈余重述解釋為公司對以前期間財務報告盈余或與損益相關的科目金額進行補充、修正并發布公告的行為。本文選擇滬深兩市1999 ~ 2012年這14年間對年報盈余進行重述并發布公告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重述公告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以及中國資訊行的上市公司文獻庫，通過檢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臨時公告中標題包含“補充”或“更正”字樣的公告獲得。為了更真實反映公司的實際情況，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對、排版、串行、數據遺漏、填列錯誤等引起的重述。
參照國內學者于鵬（2007）等人的觀點，將我國重述制度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99 ~ 2003年，是會計差錯信息出現時期，以《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的出臺為標志，該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在會計報表附注中對會計差錯進行披露，對前期重大會計差錯采用追溯調整法進行處理。第二個階段為2004 ~ 2006年，針對不少上市公司利用會計差錯更正進行盈余管理的問題，證監會于2003年12月1日發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9號——財務信息的更正及相關披露》，首次提出了公司應當以重大事項臨時公告的方式及時披露更正后的財務信息。第三個階段為2007年至今，以2007年1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為標志，該準則正式提出“追溯重述”概念，要求上市公司出現會計差錯后在可能的情況下重新編報以前年度的財務報表，財務重述制度正式建立。
1. 盈余重述年度及頻數分布情況。表1展示了1999 ~ 2012年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年度分布情況，共獲得754家公司的785份重述公告。
從表1可以看出，一方面，深市上市公司重述行為多于滬市，進行盈余重述的上市公司數量呈上升趨勢，2010年達到了峰值。這一方面與我國重述制度的不斷完善與發展過程有關，上市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行為越來越規范，2006年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標志著財務重述制度的正式建立。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現象具有普遍性，如最嚴重的2010年，重述公司數量大約占到上市公司總量的6.84%，給資本市場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表2為重述公告的頻數分布情況。從表2可以看出，重述公告涉及486家上市公司，這些公司中的大多數只發布了一次重述公告，有28.6%的公司重述了2次，最嚴重的公司如白云山A（000522）、華銀電力（600744）14年間重述了6次。同一份重述公告可能對多個會計年度的盈余進行修正，表2顯示，82.04%的公告只重述一個會計年度的盈余，99份重述公告涉及2個會計年度盈余修正。最嚴重的為河池化工（000953）；2006年河池化工發布的重述公告中，對1998 ~ 2004年連續7年的凈利潤進行了修正。長江通信（600345）在2011年的重述公告中對2005 ~ 2010年的凈利潤進行了修正。
2. 盈余重述原因分析。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的實際，我們把會計差錯更正引起的盈余重述按原因分為十三類（見表3）。可以看到，盈余重述的原因也是盈余重述的內容。盈余重述的主要原因是不恰當的成本費用處理和稅款補繳、返還和減免錯誤，分別占到了重述原因的22.76%和11.82%。稅收問題是上市公司重述的重要原因，不少公司都存在少計、漏計稅款和逃避稅收的不規范現象。除此以外，對盈余重述影響較大的因素依次為資產減值損失、收入確認及非經常性損益劃分問題，資產減值損失引起的問題占到重述原因的11.6%，該問題在1999 ~ 2003年間最嚴重，這可能是因為2001年頒布執行的《企業會計制度》要求上市公司計提8項減值準備，由于對新規定不熟悉，客觀上造成該時期減值準備引起的錯誤明顯增多。
西方學者習慣用重述涉及的收益是否來自主要的重復業務來區分核心重述和非核心重述，按照這種劃分，我國上市公司核心盈余重述占到了33.92%，非核心重述約占66.08%（不考慮其他及未知原因），這與Min Wu（2009）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國內上市公司多對線下項目進行重述。從年度分布來看，2004年之前的重述多為資產減值損失、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劃分及金額錯誤引起，2004年以后的重述主要涉及公司收入確認、稅款繳納、持股公司調整、對外投資等事項。由涉嫌造假和欺詐所引起的重述并不突出，在2004 ~ 2006年最為嚴重。
注：一份重述公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因此重述原因數量大于重述公告數；每一重述原因中第一行表示當期重述公告中出現該重述原因的數量，第二行表示該重述原因占當期所有重述原因的比例。
二、盈余重述對凈利潤的影響
盈余重述是對歷史盈余進行的補充修正，因此直接影響公司的凈利潤及相關財務指標。表4是關于盈余重述方向的統計數據，研究表明，大多數重述調減了歷史盈余，約占總統計量的62.56%。調減盈余的重述預示著公司之前會計行為較激進，存在虛增利潤、包裝利潤的可能。大約22.82%的重述調增了歷史盈余，預示著公司以前年度財務行為較保守或存在“大洗澡”行為。
注：一份重述公告可能涉及對歷史多個年度的盈余調整，本文將其作為多個重述公告進行統計，因此重述方向的數量大于重述公告數。
表5為盈余重述對凈利潤影響的描述性統計。整體來看，重述平均調減了凈利潤約8 395 590元，占總資產的0.51%。對凈利潤調增額度最大的為中天科技（600522），其2012年發布的重述公告中調增了2009年凈利潤508 302 000元；調減額度最大的為ST海龍（000677），其2011年的重述公告中調減了2008年凈利潤646 246 711.38元，約占總資產的162.80%。
表6為重述對凈利潤影響的年度分析情況。從表6可以看出，盈余重述對凈利潤的影響越來越嚴重，重述調整幅度呈上升趨勢，2007 ~ 2012年盈余調整約占公司總資產的0.53%，重述現象越來越猖獗。
三、重述公司基本特征
國外研究表明，財務重述的公司普遍規模較小、盈利能力較差、負債率較高、成長性較好。為了深入了解我國盈余重述公司的基本特征，我們將發生盈余重述的公司與未進行盈余重述的公司進行了對比。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主要比較了重述與非重述公司在規模、盈利性、資產流動性、負債水平、成長機會及股權性質方面的差異。表7為盈余重述與非重述公司1999 ~ 2012年基本特征的對比檢驗，由表7可以看出，重述公司與非重述公司在資產規模、流動性方面均存在差異。盈余重述公司規模更小，資產流動性較差，這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基本相同。分時期比較來看，以上特征在2004年以后表現得更為突出。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盈余重述公司的基本特征，我們對其進行了回歸分析。因變量為盈余重述（RESTATE），當公司發生盈余重述時，取值為1，反之取0，將基本特征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
表8為重述公司基本特征的回歸分析表，從總樣本來看，規模變量和流動性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與非重述公司樣本相比，盈余重述公司規模較小、財務狀況差、流動性較差、負債水平高。從分樣本情況來看，1999 ~ 2003年間，盈余重述公司負債水平較高；2004 ~ 2006年間，重述公司規模較小，流動性較差；2007年以來，重述易發生在規模小、盈利差、流動性差、負債水平高的公司。控股股東性質變量在各模型中均未通過檢驗，說明公司的控股股東屬性對重述信息的披露沒有顯著影響。
四、結論
本研究以1999 ~ 2012年間發生盈余重述的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上市公司重述的現狀及重述公司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盈余重述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部分公司重述頻繁，性質嚴重；重述主要由會計差錯更正引起，大多為非核心重述，重述的主要原因是不恰當的成本費用處理和非經常性損益項目的劃分與金額錯誤；重述對公司凈利潤影響很大，重述調整幅度呈上升趨勢，大多數重述調減了歷史盈余，預示著公司之前會計行為較激進；從公司基本特征來看，盈余重述公司普遍規模較小、資產流動性較差、負債水平較高，重述易發生于高成長性公司。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發生盈余重述的上市公司會計行為或過于激進，或過于保守，存在虛增利潤、包裝利潤或“大洗澡”的可能，因此對盈余重述行為應重點關注，規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為。
【注】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71202043）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編號：09YJA6301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參考文獻
1. 魏志華，李常青，王毅輝. 上市公司年報重述分析：1999-2007.證券市場導報，2009；6
2. 雷敏，吳文鋒，吳沖鋒，苗萌.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補充更正問題研究.上海管理科學，2006；4
3. Kamran Ahmed, John Goodwi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Earnings Restatements by Australian Firms. Accounting and Finance，2007；47
4. 于鵬. 股權結構與財務重述：來自上市公司的證據.經濟研究，2007；9
5. Min Wu，Accounting Restatements： an Oriental Version， 2008
6. 陶寶山，鄭開玲.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財務重述與盈余質量的關系.財會月刊，2012；2
7. 李杰，張玲.財務報表重述公告效應研究.財會月刊，2011；35
【作 者】
陳麗英（博士） 李婉麗（博士生導師）
【作者單位】
（西安外國語大學商學院 西安 710128 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西安 71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