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09年，中國會計界發生了許多值得深思的事情。基于我本人的研究領域，比較關注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企業社會責任和高管薪酬等四個問題。
由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公允價值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甚至成為這場“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這使得原本屬于“雕蟲小技”的會計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一個油然而生的問題就是：公允價值不就是財務會計的一種計量屬性，真有這么“偉大”嗎？
公允價值要求使用活躍市場的報價來計量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計量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取決于活躍市場是否存在，市場形成的價格是否公允，是否能夠反映資產的真實價值。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當市場處于泡沫或危機時，一切都打上了問號。
在金融市場處于泡沫時期，資產價格往往脫離賬面歷史成本而大幅上漲，公允價值一方面使金融機構獲得了巨額賬面利潤，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可以此為基礎繼續進行借貸和投資，從而進一步推高杠桿比率和催生泡沫。一旦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市場趨勢逆轉，金融機構就必須將市場的變化反映到財務報告中，必須按照新的市場價格確定資產的價值。如果市場形勢急劇惡化，金融資產遭遇流動性危機，資產的市場價格可能遠低于實際價值，金融機構的損失繼續擴大，市場恐慌進一步加劇。在泡沫時助漲，在危機時助跌的順周期性是公允價值最為人詬病之處。
其實，公允價值就像體溫計，身體發燒還得從身體本身找原因。“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不應該找會計當“替罪羊”，而應該從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和人性方面去找原因。從財務會計的計量屬性看，歷史成本曾經是公允價值，而公允價值一旦入賬就轉化為歷史成本。當然，從歷史成本轉向公允價值，財務報表增加了“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一個項目單獨列示于企業的利潤表。因此，除非只根據利潤（結果）做出決策，否則，采用公允價值還是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屬性未必誤導信息使用者。
由此，我覺得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會計信息只是一種結果導向的財務結果。單獨的結果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會計信息的背后隱含著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甚至兩者兼而有之。公允價值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在采用公允價值的人那里。因此，研究公允價值問題首先必須明確“因”（為何采用公允價值）與“果”（采用公允價值的結果是什么）之間的關系，不能因果關系倒置，把“因”當作“果”，把“果”當作“因”。這樣，從理論上說，可能帶來許多研究課題如公允價值究竟是真實計量的手段還是盈余管理的手段、資本市場能否看穿企業是卓越管理還是盈余管理、誰需要公允價值信息以及公允價值信息是否更為相關等課題。
會計原本就是一種商業語言。會計準則是會計信息生成過程的規則。日益增強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要求“商業語言”從“地方方言”轉化為“國際語言”，從而要求會計準則盡量“求同存異”，實現國際趨同。基于這個大背景，中國財政部已經制定出了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路線圖。這就意味著中國會計準則已經邁向國際化，同時意味著中國財務會計理論研究在會計準則層面已經告一個段落，接下來的問題是已經國際趨同的會計準則在中國企業組織的運用問題。
由此，我覺得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單純的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空間已經很狹窄，中國會計理論研究應該從重點研究財務會計轉向重點研究管理會計。我國對管理會計的研究和應用起步較晚，約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年時間中，我國管理會計已逐步從數量、定額管理過渡到成本、價值的管理，從項目、部門管理演變為全面管理、戰略管理。隨著理論研究的拓展和實踐經驗的積累，現代財務會計、財務管理、管理會計呈現出日趨融合之態勢，人們的目光已從過去轉向現在和未來，開始用全局的觀點、戰略的眼光進行財務活動管理。但管理會計在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時間畢竟不長。立足于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目標，我國管理會計尚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足。管理會計的理論結構、研究范圍、實踐應用等方面更待完善和充實，還存在較大的發展余地。
早在1999年，著名管理會計學家、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的Chee Chow（周其武）教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會計學博士生聯誼會上指出“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管理會計而非財務會計”。實證會計研究的鼻祖、羅徹斯特大學的Ray Ball教授也在會上明確指出“中國國內會計急需解決的是管理會計問題”。然而，由于當時中國急需建立適合市場經濟環境的財務會計準則，Chee Chow和Ray Ball兩位教授的觀點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現在中國財政部已經基本完成會計準則的建設和國際趨同路線圖，中國會計學界的研究重點就應該轉向管理會計研究。這樣，從理論上說，可能帶來許多研究課題如已經國際趨同的會計準則在中國運用成效如何、基于中國企業制度背景的中國企業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研究。2010年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科學部重點項目指南就有“中國企業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研究”這個題目。
亞當·斯密有兩本著名的書《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1776年）。然而，因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中國首先翻譯出版了《國富論》，中國許多人也只研讀過《國富論》，只是后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又翻譯出版了《道德情操論》。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勞動力嚴重地供大于求，支撐我國工業主體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資源素質要求不高，這就形成了我國在經濟發展中的“強資本”和“弱勞動”現象。中國許多企業“以損害人民生命健康來換取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出現了“帶血”的GDP。
200多年的企業管理史告訴我們，隨著對“人”的認識，從“經濟人”、“社會人”、“復合人”到“自我價值實現人”的不斷深化，企業管理經歷了經驗管理、科學管理、行為管理，已發展到文化管理階段，要求“以人為本”管理成為潮流。企業社會責任正是這一潮流的體現。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無疑是我國企業健康發展的方向。中國會計學界開始重視并呼喚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堅持科學發展觀，首先需要社會和諧發展，企業社會責任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由此，我覺得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利潤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觀念日益受到質疑。基于市場經濟環境，企業不僅提供各種“產品”（Gooda），而且提供各種“善心”（Good），企業不僅追求利潤，而且要追求其使命，中國企業經理人不僅要“善經營，懂管理”，而且還要富有社會責任感，以社會公眾的利益為重。從理論上說，可能帶來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以企業可持續發展為基礎，立足中國資本市場和企業制度背景，從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價值的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構建基于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模式，從而揭示“企業是賺錢行善，還是行善賺錢”這個命題。
自從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的董事長兼CEO馬明哲的“巨額薪酬”
案之后，高管薪酬尤其是壟斷性行業的高管薪酬成為中國2009年的一件大事。在中國，壟斷性行業高管薪酬不僅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壟斷性行業高管薪酬畸高，擴大了貧富差距，可能造成了新的分配不公，從而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破壞企業和社會的“和諧”關系。這與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尤其是面對全球“金融海嘯”，許多企業紛紛倒閉，許多人失去工作，而某些壟斷性行業的高管卻暴出天價薪酬，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于是，2009年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不得不對某些行業的高管薪酬做出明確限定。
由此。我覺得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高管薪酬不是企業問題，而是社會問題。中國會計學界應該關注的是高管薪酬能否達到其預期功效，而不是高管薪酬的絕對額。這樣，從理論上說，可能帶來許多研究課題如高管薪酬是解決代理問題還是本身就是代理問題、中國企業高管是否存在“自定薪酬”的現象、壟斷l生行業的高管是“據績受薪”還是“無功受祿”等課題。
2010年，開始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國改革開放從而立之年邁向不惑之年。在未來一段時間，對于推動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理論研究者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在哪些關鍵點發力？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會計理論研究首先表現出來的是開放性，把國外先進的會計理論成就引進到中國來。這期間最重要的是管理會計的引入，以及大批有關會計理論和會計準則論著的翻譯出版。中國會計理論研究的方向開始從原來閉門式的研究而轉向引進、吸收、再創新的研究路徑上。由于國外先進會計理論的引入大大加快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和國際先進水平的對接速度，使我國理論界能夠在今后幾年內以較短時間了解到國外會計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為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創新提供了借鑒，開闊了思路。
從另一個角度，縱觀中國改革與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經驗，配合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需要，中國會計學界一直處于“取經階段”，“亦步亦趨”地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會計理論與方法引入中國。中國改革與開放三十年，中國會計學界還沒有真正樹立“獨立之學術精神，自由之學術思想”，許多研究都是配合或基于政府行為驅動的“角色”。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來中國企業的會計問題就是世界性的會計問題。有鑒于此，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會計學界應該終結“取經時代”，進人“造經時代”，立足中國企業豐富多彩的實踐（關鍵發力點），從技術（Technical）、組織（OrganizationaI）、行為（Behavioral）和情境（contextual）四個維度（著手方面）研究基于中國企業的會計理論與實踐課題，為國際會計學界提供具有中國“地方風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從而使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成就融入國際社會。這就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會計理論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由此聯系到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進程中的一項討論熱點：“做大、做強、國際化”。作為理論研究者，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有哪些路要走？ 首先我要聲明，“做大做強”的提法有待商榷。應該“做強做大”，沒有“強”，就像一個人“虛胖”一樣，談不上健康。這樣的“大”沒有什么意義。只有“強”，“大”才有意義。世界500強。并不是因為其“大”才“強”，而是因為其“強”才“大”。千萬不要把“因”（“強”）與“果”（“大”）之間的關系倒置！其實，中文的“強大”一詞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在中國，基于政府行為力量，要“做大”很容易，企業一合并，不就“做大”了嗎？比如將中國所有會計師事務所合并成立一個“中國會計公司”，世界500強第一名恐怕都未必有問題。但是，這有意義嗎？
盡管如此，我還是必須承認“做大、做強、國際化”確實已經成為中國會計業界討論的熱點和追求的目標。從理論上說，我認為中國會計界距離這個目標還比較遙遠，還有許多路要走。
第一，中國會計界對“做大、做強、國際化”并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和理解。例如，什么叫“做大、做強”？如何衡量“做大做強”？什么叫“國際化”？如何衡量“國際化”程度？如果對目標尚且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和理解，這路怎么走？
第二，缺乏“國際化”理念。盡管“國際化”這個詞的使用頻率非常之高，但是，許多人并沒有真正樹立“國際化”理念，以為走出國門（“走出去”）就是“國際化”。在美國有許多“China Town”（中國城）就從某個層面說明即使走出國門也未必就具有“國際化”理念。每年的春運高峰，“有錢沒有錢，都要回家過年”則是缺乏“國際化”理念的另一個例證。我始終認為“觀念改變歷史軌跡，觀念創造奇跡”，缺乏“國際化”理念，如何問鼎世界？
第三，缺乏具有“戰略思維、國際視野和市場意識”的人才。我歷來認為中國從來不缺乏人才，但是，面對21世紀新的環境，中國真正具有“戰略思維、國際視野和市場意識”的人才還非常奇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