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價值的導入既是新會計準則的一大亮點，也是引發諸多爭議的焦點。新會計準則在上市公司實施后，伴隨著資產價格的上漲和股市樓市的紅火，對公允價值的看法褒貶不一。支持者認為引入公允價值，使財務報表更加逼近經濟現實，極大地提高了會計信息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相關性。反對者則認為在會計計量中大量運用公允價值，不僅導致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大幅波動，而且為盈余操縱提供巨大空間，降低了財務信息的可靠性。
相關性與可靠性孰重孰輕，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哲學性命題。強調相關性的，必定推崇公允價值會計模式，而偏好可靠性的，則堅決捍衛歷史成本會計模式。這方面的爭論，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贊成公允價值會計模式的人士指責以“硬資產為重心、以投入為側重”的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導致相關性缺失，已不適應以“軟資產為核心、以產出為導向”的知識經濟，嚴重低估了上市公司的資產價值，誤導了投資者的價值判斷。反對公允價值會計模式的人士則提出，可靠性是確保會計信息具有相關性的必要前提，不可靠的信息是不相關的，對投資者也是毫無用處的。
公允價值會計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在學術界和實務界掀起大辯論，這既是預料之中，也是合乎情理的。真理越辯越明，但在辯論過程中，認識偏差也隨之涌現。筆者認為，當前關于公允價值的爭論，存在著亟待澄清的十大誤區。
誤區之一：公允價值導致公司利潤劇增
截至2007年4月30日，滬深兩市已公布2006年報的1474家上市公司共實現凈利潤3718.17億元，同比增長46.8%。2007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凈利潤更是高達1144.73億元，同比增長達99.99%。據此，關于公允價值導致上市公司利潤劇增的說法甚囂塵上。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因果倒置的觀點。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尤其是2007年第一季度凈利潤的顯著提升，是宏觀經濟形勢和股權分置改革雙重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在新會計準則中導入公允價值所致。當宏觀經濟形勢向好，股權分置改革給投資者帶來財富效應時，采用歷史成本將抹殺這些“改革紅利”，而采用公允價值則將改革成果予以明示，對投資者的決策更具相關性。況且，如果繼續沿用歷史成本而不是公允價值，上市公司2007年第一季度對外披露的經營業績增幅可能更大。
以備受關注的雅戈爾為例，該公司2007年第一季度實現了9.46億元凈利潤，其中出售中信證券股份獲利11.34億元（稅前）。根據筆者的分析，雅戈爾2007年第一季度出售中信證券獲得的稅前收益應當是3.6億元左右，而不是11.34億元。這是因為，該公司2006年末共持有中信證券18366.56億股股份，總成本為3.15億元，每股成本約1.72元。按照新會計準則的要求，雅戈爾將所持股份中已過禁售期的12407.5萬股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并將持股成本與2006年底中信證券收盤價27.38元之間的差額（即公允價值變動），進行追溯調整，調增了股東權益31.84億元。這樣，當雅戈爾2007年2月以每股約39.36元的均價出售3012.13萬股中信證券股份時，只應確認約3.6億元的投資收益。倘若沒有采用新會計準則，則雅戈爾應確認的投資收益將高達11.34億元。可見，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新會計準則并沒有導致雅戈爾利潤劇增。
從業績計量的角度看，四類公司將是實施新會計準則的“受益者”，以發起人身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司、研究開發投入較大的高科技公司、負債率較高和發生債務重組的公司、長期股權投資借方差額較大的公司。在這四類“受益者”中，與公允價值最密切相關的是以發起人身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司。但誠如上述分析，這類公司報告較高的利潤，主要是得益于股權分置改革，而與公允價值無關。這類公司只要將所持股份高價出售，即使按歷史成本計量，也必須確認巨額的投資收益。
誤區之二：公允價值加劇經營業績波動
公允價值的導入，將導致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波動，這是公允價值經常被詬病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公允價值將加劇經營業績波動不是絕對的，應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資為例，如果上市公司對被投資企業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且投資的股票存在著活躍的交易市場，則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將其股票投資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這兩類金融資產均必須以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基礎，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在各個資產負債表日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而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在各個資產負債表日的變動先計入資本公積，待出售時再將資本公積轉出，作為投資收益。就交易性金融資產而言，由于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均按公允價值計量，出售金融資產時確認的損益對當期的影響將明顯小于按歷史成本計量的影響。換言之，以公允價值為計量屬性且將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通過多次而不是一次性反映收益，是緩和而不是加劇了經營業績的波動。
假設A公司2007年1月以每股5.30元的價格購入B公司100萬股股票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2007年A公司各季度除股票投資收益外的利潤總額均為1000萬元。2008年4月30日，A公司以每股59.07的價格將全部股票出售。若按公允價值計量并將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A公司在買入至賣出B公司股票期間的業績波動介于-50%至145.7%之間，而按歷史成本計量，業績波動介于零至537.7%。這說明，公允價值導致上市公司經營業績波動是相對的。在交易性金融資產出售前，按公允價值計量的經營業績波動大于歷史成本，但在出售當期，按歷史成本計量的經營業績波動則顯著高于公允價值。
至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由于在出售前公允價值的變動不計入當期損益，而是在出售時才一次性確認損益，其對業績波動的影響與歷史成本完全一致。
筆者認為，只要業績波動是真實的，采用公允價值將變動影響通過利潤表或資產負債表及時反映并傳輸給投資者，是應當加以提倡的。真實波動優于人為平滑。況且，財政部在《企業會計準則第38號——首次執行企業會計準則》中，要求上市公司對改用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基礎的事項應當進行追溯調整，極大地降低了執行新會計準則對業績波動的影響。
誤區之三：公允價值增大企業經營風險
公允價值對利率、匯率、稅率和資產價格的波動相當敏感，一些人據此聲稱將公允價值引入新會計準則，將增大企業的經營風險。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尾巴搖狗”的邏輯思維。企業經營風險受外部經營環境的影響是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即使不在會計準則中引入公允價值，企業的價值仍然會隨著利率、匯率、稅率和資產價格的波動而變動。在應對經營風險方面，歷史成本計量模式選擇的是“鴕鳥政策”，對企業經營環境變化導致的價值變動視而不見，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則選擇積極面對，如實反映。在風險面前，以消極的“鴕鳥心態”漠視價值變動比正視價值變動更加危險。
美國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金融危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80至1994年，大約1300家資產總額超過6210億美元的儲蓄與貸款機構（Savings & Loans Institutions）倒閉。這些機構主要是由于遭受巨大的利率風險而倒閉的，因為它們80%以上的貸款是固定利率的抵押貸款，而資金來源則主要是短期存款。當這些機構接受的存款利率從1978年的7%上升至1982年的11%時，它們的資金成本已經超過抵押貸款的平均回報率。若按公允價值對貸款和存款計量，這些機構已經資不抵債1180億美元，但若按歷史成本計量，這些機構的財務報表仍然體現出較強的資本實力和支付能力。這次金融危機的最深刻教訓之一是，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粉飾太平，掩蓋了這些金融機構面臨的經營風險，延誤了監管部門的拯救時機，結果付出了巨額的社會成本。學術界一般認為，美國發生的這次金融危機，是促使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越來越熱衷于推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契機。
從這個意義上說，引入公允價值，及時度量企業價值變動及其影響，將迫使上市公司管理層和監管部門增強風險管理和防范意識，促進套期保值、利率互換、貨幣互換等金融創新活動，提高金融產品的多樣性，繁榮我國的金融市場
誤區之四：公允價值增加公司稅收負擔
以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屬性，并將不同資產負債表日一些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將導致上市公司確認一些“未實現的損益”。許多人因此擔心這種做法將增加上市公司的稅收負擔。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財政部在引入公允價值的同時，也改變了所得稅的會計處理。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的要求，企業在取得資產、負債時，應當確定其計稅基礎。資產、負債的賬面價值與其計稅基礎存在差異的，應當確認所產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這一規定意味著所得稅的會計處理已由應付稅款法改為資產負債債務法。根據新的所得稅會計準則，只要所得稅法維持其原有的計稅基礎，即使上市公司在會計核算上改按公允價值對資產和負債進行計量，也不會增加稅收負擔。假設B公司2007年1月4日以每股27.60元的價格購買了1000萬股中信證券股份，并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2007年12月31日，中信證券的收盤價為60.80元。2008年7月，B公司將持有的1000萬股中信證券股份以每股65元出售。如果B公司適用的所得稅率為33%，則A公司2007年度應確認的收益為22‚244萬元，并確認10‚956萬元的遞延所得稅負債。這部分所得稅并不需要在2007年度支付，不存在增加A公司稅收負擔的問題。到了2008年7月出售中信證券股份時，A公司才需要將這10‚956萬元的所得稅連同出售時應計的1‚386萬元所得稅支付。不論是采用公允價值還是歷史成本，B公司出售中信證券的稅收負擔均為12‚342萬元，而且支付時間也不存在差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交易性金融資產外，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已就實施新會計準則的所得稅問題進行了協調，上市公司的稅收負擔不會因為導入公允價值而增加。
誤區之五：公允價值不如歷史成本可靠
學術界和實務界通常認為，以公允價值計量所生成的財務信息，其可靠性不如歷史成本。筆者認為，在評價公允價值和歷史成本的可靠性時，不應一概而論。根據我國新會計準則和FASB于2006年9月頒布的第157號準則《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公允價值可分為三個層次：活躍交易市場對資產和負債的報價；類似資產和負債可觀察到的市價；運用估值技術所確定的價值。第三層次的公允價值，由于需要在估值模型中大量運用假設并對資產和負債的未來現金流量進行預測，其可操縱性明顯高于歷史成本，可靠性卻遜色于歷史成本。但第一和第二層次的公允價值，其可靠性毫不遜色于歷史成本，且比歷史成本更不容易被操縱。只要存在著活躍交易市場，公允價值信息能夠隨時獲取、能夠可靠地加以計量，以公允價值計量所生成的會計信息，甚至比歷史成本計量的會計信息更加可靠。可靠性是相對的，歷史成本也不見得總是可靠的。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屬性的會計模式，同樣需要大量的估計和判斷，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諸多帶有主觀色彩的待攤和預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