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明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的現狀及原因,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企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重點。80年代末,我國證券市場正式成立后,改制上市成為國企改革最有效的途徑,證券市場也成為國有企業最主要的融資平臺。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很多上市公司在強烈的投資擴張沖動下普遍患上了“資金饑渴癥”,再融資沖動心理越來越強,融資數量也越來越大,甚至形成了一些公司相互攀比的不正常情況(劉天明,2005)。大量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應該盡可能避免采用股權再融資方式籌集資金,以減少對公司價值產生的負面影響;應該積極采用內部或債權再融資方式進行融資,以增加企業價值。成熟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已經較少采用股權再融資方式進行融資,如美國自1984年開始,上市公司普遍大量回購公司發行在外的股票。但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卻對股權再融資方式偏愛有加,而且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有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
二、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現狀分析及成因
與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的選擇上更為靈活多樣。上市公司公募資金后,其后續發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企業再融資的能力。從1998年開始,我國上市公司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再融資的熱衷,筆者利用經驗數據分析后發現,隨著監管審核政策的調整,上市公司往往階段性地表現出對某一類再融資工具的偏好。基本上,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的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普遍表現出股權再融資偏好
上市公司一直以來偏好于股權融資,相對忽視債務融資。根據中國證監會網站的統計,從1991年至2002年2月,我國A股市場共籌集資金5951.9億元,其中配股和增發資金2056億元,占總籌集金額的35%。配股、增發在我國上市公司籌集資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表1所示,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比例低于國外企業的經驗數字。
造成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主要有:
1.股權融資成本偏低——股權融資偏好的直接原因
融資成本高低是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選擇考慮的重要方面,我國上市公司的再融資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相對成本的高低。在規范的資本市場,股權融資成本Ks可計算如下:Ks=tD/[P(1-f)]+g
其中,t為公司平均股利發放率,D為公司的盈余水平,P為公司股票的發行價格,f為融資費用率,g表示公司的預期股利增長率。
雖然我們對此無法精確計量,但可以以籌資當年每股股利/每股凈籌資額(即tD/[P(1-f)])為當年權益資本的資金成本加以考察。目前,我國股票二級市場的市盈率一般在30-50倍之間,取中位數40計算,但因上市公司配股和增發新股的價格要低于股票的市場價格,據統計平均配股價/市場價約為0.8,則配股市盈率為32。從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披露來看,股票的發行費用率約為1.05%,通過計算得出當年權益資本的資金成本為t×3.16%。由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較低,并且我國上市股利增長率過低,導致權益資本成本極低,低于債券融資利率,更低于銀行借款利率,這是上市公司為何對股權再融資情有獨鐘的原因之一。
2.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缺陷——股權融資偏好的深層次原因
一方面,我國現有上市公司中大多數是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大部分國有上市公司在經過一系列的“放權讓利”改革后,都呈現出行政干預下的內部人控制的治理特征(吳敬璉,1995;張春霖,1995)。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致使失去控制的內部人掌握公司的控制權,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價值取向選擇融資方式并安排融資結構。而經理的個人效用依賴于他的經理地位,從而依賴于企業的生存。一旦企業破產,經理將失去任職的一切好處。如果采用債務融資,不僅會使管理層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而且會提高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的風險。另一方面,負債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方式,負債的利用減少了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從而削弱了經理人從事低效投資的選擇空間、限制了經營者的在職消費。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再融資行為的選擇上,必然會表現出厭惡債務融資的傾向。再者,由于“內部人控制”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權再融資行為的決定以及與股權再融資成本密切相關的股利分配方案的決策,都由上市公司管理層控制,既然股權資本幾乎是無代價的取得,上市公司管理層就會產生股權再融資偏好,從而盡可能充分地享受任職的好處。
(二)2001年前偏好配股融資,2001年后增發受到青睞
政策的指引和不斷變化影響著三種再融資方式的發展方向和活躍程度,使配股、增發、可轉債每年的發行家數和籌資額此漲彼落。
如圖1所示,2001年以前配股融資籌資額遠遠大于增發籌資額,尤其是1999年以前,差距更為顯著。我國上市公司增發是在1998年才開始的,而在當時配股的融資額高達增發融資額的10倍。之后到2000年,增發有所增長,但160多億元的融資額仍遠遠少于當年達到高峰的配股融資額519.45億元。2002年配股籌資額驟然減少,只有56.61億元,不足增發的1/3。2003年配股略有增長,增發略有減少,但融資額遠不比前幾年。
經過分析,筆者認為,上市公司對配股和增發的選擇和偏好主要來自于制度因素的影響:
從1999年到2001年之間,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配股的經營業績要求有所下降,但對公司業績質量的要求卻提高了。平均凈資產收益率計算方法的變化,導致上市公司無法依靠非經常損益進行盈余管理爭取配股資格的途徑。所以,很多上市公司放棄了配股再融資的方式。而相應地,證監會對增發的業績要求卻很低,導致2001年以后增發逐漸代替配股成為主要的再融資方式。但2002年,由于投資者的廣泛質疑,增發發行一度停頓,隨后將申請增發的公司近三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要求提高到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10%,這使增發成為績優公司才能使用的再融資工具。
(三)2003年可轉債融資成新寵
1.2003年可轉債融資情況
2001年陸續頒布《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實施辦法》和《關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轉換公司債券發行工作的通知》,為我國上市公司較大規模地發行可轉債鋪平了道路。在此背景下,許多上市公司宣布發行可轉債。到2003年,可轉債融資倍受青睞,成為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新寵,全年籌資額達到180.6億元。
2.轉債條款的設計是影響可轉債發行的重要因素
自2000年試點至2003年末,共有22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可轉債的發行,這其中除鞍鋼轉債基本完成轉股外,其余21家轉債均仍上市交易,并且大部分轉債的已轉股比例較小。2002年可轉債發行出現困境后,許多上市公司為了保證發行成功,推出了不少有利于轉債投資人的條款以增加申購吸引力,這順應了當時投資者的需求,但大大增加了發行成本和轉股風險,同時也侵害了股東的利益。如向下修正條款,轉股價格與轉債持有人轉股后公司未來股本有直接的關系,轉股價格向下修正后無法再向上調整,因此該條款對于發行人來說,是關系到未來每股收益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發行的轉債達到向下修正轉股價格的條件均較2002年的寬松很多,其中部分公司設計了必須向下修正條款。因此如果股市大幅振蕩導致公司股價在短期內出現超跌現象,即使之后的股價迅速回升,發行人也必須為此付出調整轉股價、擴大轉股后股本、攤薄公司每股收益的代價,導致可轉債成為主要的再融資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