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騰飛需要資本市場作為“助推器”，老百姓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投資機會。一個時期以來，中國股市的持續下跌對廣大投資者的信心形成較大影響。來自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7月20日，A股持倉賬戶跌至5645萬戶，降至2008年初有統計以來的新低。另據統計，上半年A股賬戶銷戶總數達到22.2萬戶。
中國股市回望
中國股市，是從1989年始作為試點，本著試得好就上、試不好就停的理念建立。1990年12月，在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和經濟發展的內生需求推動下，我國建立了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創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設資本市場的先河。后受“3.27國債期貨事件”影響，中國期貨市場于1995年進行全面的整頓清理，中國股市成為扶持的對象，股市由此迎來了真正的利好，轉而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
中國股市最大的特點是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時承諾不流通，因此各股票只有流通股在市場中按照股價進行交易，然而指數卻是依照總股本加權計算，從而形成操盤上的“以少控多”的特點。例如比較顯著的是1997年以前的東北電氣、吉林化工，由于其總股本較大而流通股數較少，因此只動用少量的資金影響這兩只股票，就能形成對指數的部分控制。
到了2001年后，中國證監會逐漸提出要解決國有股的不能流通問題，要盤活國有資產，曾先后出臺了一些方案。但由于在當初的上市發行環節，流通股東以超高市盈率購買了流通股，而出臺的這些方案都或多或少地損害了流通股東的利益，因此市場以走熊而對“國有股減持”的改革作出市場反應。后迫于市場的壓力，中國證監會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的改革。
然而在2005年，中國證監會再次提出“股權分置改革”，其實質仍然是國有股減持，不同的是，這一改革以消除股權分置為目標，連法人股的流通都包括了進來，由此引發了市場極大的不認同。市場對股權分置改革的分歧仍然是巨大的。2006年，“十一五”的開局之年。這一年，被認為是“資本市場劃時代創舉”的股權分置改革全面實施，“同股不同權”這一長期桎梏中國股市的重大制度性障礙得以根除。興奮的中國股市以一輪波瀾壯闊的牛市予以回應，創出了6124點的歷史性高位。2008年，中國股市的全流通元年。這一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構筑了18年的中國資本市場風險防控體系作用顯現，除了股指震蕩外，基礎制度建設并未遭到動搖，與國際股市形成鮮明的對比。2009年，中國的“納斯達克”——創業板市場正式開啟，多股齊上，厚積薄發，一個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相結合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開始形成。
而在2011年，中國股市走入大熊市，可以列冠為全球最熊，一路的下跌，跌到十年前的原點2228點。
中國股市的兩面性
20多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在拓寬融資渠道、促進資本形成、優化資源配置、分散市場風險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動了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支持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平臺。同時，回首20多年中國證券市場的艱難歷程，“股災”與“救市”這兩個詞時常浮現，相生相克、形影不離。在大悲中透著大喜，在大喜中蘊含著股民心酸的眼淚。股災與救市貫穿了中國股市20多年的發展史，成為新興加轉軌市場的最好注解，亦成為市場從草莽走向成熟的見證。
股市對經濟建設功不可沒
目前，A股市場已有2535家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位居全球前3位。國有控股或參股的重要骨干企業基本都已成為上市公司，國有資產增值效應明顯，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顯著增強；在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超過80%，有力推動民營企業按公眾公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借助資本市場的平臺，大量代表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科技型、創新型企業脫穎而出，為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支持自主創新提供了重要支持。
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現代金融體系，提升了我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推動了我國金融業向現代金融體系的轉變。資本市場集聚社會資金，充實企業資本，為國家經濟發展籌集了數萬億元的長期資金，增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此外，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風險補償、資本增值和退出機制，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加速了各類創業資源和資本資源的有機融合。
揮之不去的“政策市”標簽
在巔峰與谷底之間穿梭，牛熊轉換，讓投資者刻骨銘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股市的漲漲跌跌中，幾乎每一次下跌和暴漲的背后都有政策的影子存在。調控次數之多，正反調控反差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形之手頻頻出擊，充當著股市調節者的角色。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股災常由政策引爆，招致股民痛罵。底部也總是政策托起，寄托著老百姓無限的期待。
對證券交易實施限價政策是市場早期調控的一種主要手段。如1990年深圳股市快速升溫時，深交所將漲停板限制從10%一路下降至0.5%。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開了證券交易價格限制，當日指數暴漲105%。直到1996年12月1日，為了打擊市場的過度投機行為，又重新實行漲跌幅10%的規定。證券交易限價政策目的就是為了抑制股市過熱或活躍低迷股市。
由于當時股票發行實行額度制，所以額度增減成了調控股市的另一重要手段。當股市低迷不振時，管理層會通過停發新股、把年度新股發行額度后移等措施來限制股票供應。但當要遏制股市過熱時，管理層會通過增加年度股票發行額度等措施來增加股票供應。當1997年上半年股市持續暴漲時，管理層迅即宣布當年發行額度調整為300億元。
對入市資金的調控也立竿見影，因為當時股市就是一個資金推動型的市場。1997年，禁止銀行和國有企業資金違規入市徹底打垮了市場游資。此外，在面臨股災時，組織機構入市托盤也是慣例。自1998年以來，公募基金的發行時機及發行規模也是股市調控的重要砝碼。
對證券印花稅稅率的調整，也成為國家調控股市冷暖的重要指標之一。印花稅稅率上上下下調整之多成為“政策市”的一個符號。
救市是政府無奈的選擇
1907年10月，當時的美國首富約翰·D·洛克菲勒，在紐約時報刊登聲明稱：“我個人對股票的未來價值信心十足。”其后，他與大銀行家J·P·摩根一同組建銀行家基金為其他銀行提供資金融通，一舉挽救了當時已陷入危機邊緣的美國金融體系和股市，這成為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成功救市。
整整85年后，股災——救市這一對矛盾，在初生的中國股市里時隱時現，帶著中國特有的“政策市”烙印，但令人驚奇的是，在間隔近百年的不同市場間，救市的形式和內容仍然如此雷同。還有，主政者仍面臨當年老洛克菲勒和老摩根同樣的拷問——這次該不該救？這次的救市會成功還是失敗？
在研究股災和救市的歷史軌跡后，對比國外成熟市場，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股災通常是經濟危機的產物，或者是泡沫自然破滅的結果，很少有希望通過主動捅破泡沫來消除股災的。政府所做的更多的是救市。因為股市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信心市場，國家信用通常是快速恢復信心的最好保證。
我們總是習慣把華爾街作為成熟市場的代表。其實從每次華爾街的股災來看，政府并非沒有作為。只不過，其所作所為并不是針對股市本身，而是針對更為宏觀的經濟問題。比如1929年大蕭條之后推出的羅斯福新政，1973年石油危機出現后美國政府調整了中東地區的政治策略，這些政策解決了當時影響股市信心的最根本的因素，從而達到了救市的目的。
股市改革任重而道遠
我國金融業的問題，不僅僅是在銀行，在股市中同樣也存在。
經過股票市場20多年的發展，截至目前，滬深股市已上市的股票有2535家，股市市值已躍居世界前三，股票市場作為現代金融核心推動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然而，股票市場的整體表現卻與其數量上的蓬勃發展背道而馳。我國近十年GDP增長兩倍多，而把現在的股指與10年前相比基本持平，許多投資者在這十年里并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股市發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股市發展至今，諸多實踐證明，股市設計是有問題的，就連證監會主席郭樹清都表示：“低收入人群和以退休金為主的人群就不太適宜參與其中”。幸運的是，近兩年來股市制度改革政策頻頻出臺，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上任后提出“證券市場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為中小企業服務、為投資者服務”，而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到“強化投資者回報和權益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