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任 博弈 原因分析
一、引言
回首改革開放三十年，與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相對應的，中國社會總體的信任水平卻是在大幅度下降，現在的普通中國百姓對他人、對商家、甚至對一些組織機構包括政府變得越來越不信任，這種變化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筆者認為，這一現象應該引起更為廣泛的重視及警覺。因為“信任度下降”并不僅僅反映了人情冷漠、道德敗壞等倫理道德層面問題，從經濟角度來看，“信任”本身對于經濟發展就是一個重要的變量，能夠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高信任水平不但可以使經紀人雙方間的交易更快更有效率地達成，節約經濟成本，很多時候信任甚至是交易得以成立的先決與必要條件。因此，無論是出于社會安定和諧的考量還是促進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考慮，社會信任都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的重要問題。
二、關于信任的來源和影響因素的分析
關于信任的種類、來源，有多種不同的歸納方法。例如Zucker（1986）認為，相互信任的產生機制有三種：與過去經歷相關的過程型、與個人特征相關的特征型和與社會結構制度相關的規范型。Arvind（1998）提出，信任產生于制度基礎、過程基礎和社會文化基礎。國內學者張維迎認為信任可以分為三類：基于個性特征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譽的信任。
還有不少學者進行了實證計量檢驗，以定量的方式明確一些對信任水平有影響的因素。如Knack and Zak（2001）認為信任的決定因素是正式的制度完備有效和社會異質性的程度。Alesina and Ferrara（2002）發現在個人層面上，與低水平信任影響最為強烈的依次是最近的慘痛經歷、屬于被歧視的群體、收入或教育上的不成功，在社區層面影響信任的有個人所屬社區的異質性， 收入異質性和種族異質性。陸銘、張爽（2008）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中國農村公共信任的影響，發現農村勞動力會因在城市受到歧視待遇而增加對于農村當地公共機構的相對信任，但也會因部分成員外出務工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減少在原農村社區的公共信任。
本文試圖借助博弈論的方法來分析信任的形成，全面地梳理、展示影響信任的一些要素。
首先，借用一個類似囚徒困境的例子來說明信任的形成。
“群眾”可以選擇信任即合作，或者是不信任即對抗。而其“對手”，可以是個人、企業、機構、政府，也有兩個選擇，誠實即合作，或者欺騙即對抗。“群眾”若選擇合作，則認為信任形成。
博弈雙方各自的收益情況如下：
1、若雙方都合作，將得收益（1，1）；
2、若“群眾”選擇了相信，而實則受騙，其收益為—a<0，此時“對手”收益b>1，欺騙成功會為他帶來額外的效用，但總體上—a+b<2；
3、如果“群眾”選擇不信任，而“對手”實際上是誠實的，則“對手”會受到傷害，效用為—c<0；
4、如果雙方都不合作，則收益為（0，0）。
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囚徒困境：在信息充分且對稱，博弈只進行有限次，且博弈雙方都為理性的情況下，只能得到（0，0）的結果，信任不能達成。
要想改變這一不理想不效率的結果，有兩種方法：
1、將此博弈無限重復次展開；
2、利用外力，改變收益矩陣，當對手選擇欺騙時，會被扣除d單位效用以示懲罰，只要b—d<1，就能再次得到（1，1）的結果，形成信任。
以上說的外力，是指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所進行的監督和懲罰，這些機制越有效，就越能達成信任的結果。因此有效的監管懲處能夠提高信任水平。
那么是不是除了借助外力，在有限次的博弈中信任就不能達成了呢？
并非如此。
接下來放松一下假定，假設“對手”對于“群眾”是否理性這一事實不擁有完全信息，他將賦一個概率δ給“群眾”，認為其遵照以牙還牙方式來進行博弈；剩下1—δ的概率是完全理性的。
此時信任可以自動建立。分析步驟如下：
1、一旦“對手”確信“群眾”是理性的，雙方都將采取對抗直至博弈結束；
2、處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輪，此時距博弈結束還剩n輪，并且“對手”在上一輪選擇了誠實，則其剩下輪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n—c；
3、處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輪，此時距離博弈結束還剩n輪，并且“對手”在上一輪選擇了欺騙，則其剩下輪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n—1）—2c；
4、處于有限次博弈的任何一輪，此時距離博弈結束還剩n輪，則“群眾”剩下輪次的全部收益之和一定不少于δ（n—1）—2c—a—b；
5、只要博弈剩下的局數n>（2a+2c+b+2δ）/δ，則“群眾”會以1的概率即必然以以牙還牙方式進行博弈。
6、在剩下局數為（2a+2c+b+2δ）/δ到來之前，“對手”會選擇欺騙的局數小于（2a+2c+b+2δ）/ （δ*min{2—b+c，1}）
7、在序列均衡沒有被其他序列均衡帕累托占優時，只要博弈還剩余超過（2a+2c+b+2δ）/δ回合，之前的均衡都將是合作的結果，不會有對抗 。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借助外力的情況下，信任仍然可以自發達到。當然這也受一些因素的限制和影響：
首先，博弈的次數。
在信息完全對稱的假定放松之后，對博弈的次數仍有一定要求，若是N<（2a+2c+b+2δ）/δ，理性的情況下還是不可能達成合作。因此“群眾”與“對手”之間進行交易、接觸的次數，會對信任的形成起到影響，接觸越多越有利于信任形成。
其次，δ的大小。
δ是“對手”賦給“群眾”的一個概率，是其對“群眾”屬性的一個猜測，為達成合作對博弈次數的要求與δ成反比，即“對手”對“群眾”的合作意愿越有把握，信任越容易達成。當然反過來“群眾”對“對手”也有猜測，其結論一致。這種推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的同質性，人們總是更能了解、更愿信任與自己相似的人。反之，收入、種族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異質性將為信任的產生制造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