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 南博會 語言接觸 翻譯 障礙 克服
一、語言接觸研究
在語言演變的長河中，由于族群的相互遷移、近鄰間長期密切的文化紐帶和輸出型的語言傳承與教育(吳漢, 2007:69)，任何語言不可能同其他語言完全隔離，必然會連續或階段性地產生接觸，相互繼承和借鑒，而促使語言演變的加速、語碼的發展及互譯機制的改變，引發語言影響、語言兼用及語言轉型的語言變化鏈（袁焱,2002:17）。自二十世紀以來，對語言接觸的研究逐漸提上日程并成為語言學研究的熱點之一，Weinreich的《接觸中的語言》（Language in Contact）、Haugen的《挪威語在美洲》（The Norweigian Language in America）(袁焱,2002:2)，Appel?R和Muysken?P的《語言接觸與雙語性》（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Sarah?G?Thomason的《語言接觸導論》（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及Herne.B.和Kuteva.T的《語言接觸與語法演變》（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等都一一得出結論，“顯性”和“隱性”的語言接觸是引起語言演變的杠桿和產生語言變異的發酵素，能夠使多語言、多文化研究進入一個更完善、更科學的領域，幫助語言學習者及使用者更好地把握異語言、異文化的特點，從而進一步改善語言共時、歷時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具有語言和文化互通互譯方面的重要價值。
然語言演變也好，語言變異也罷，純粹的兩種或多種語言或文化的相加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新結果，其原因在于語言接觸與眾多社會因素有關，世界性的語言接觸必須將它放在一個特殊的語域環境中去分析和討論，采取系統研究的方法才能有橫到邊、縱到底的突破，語言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決定性意義都有它們的個中理由。一種語言在與另一種語言接觸時，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共時與歷時的概念中都會出現一些新形式和新變異。尤其是文化相對后進的民族與相對先進的民族、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接觸后，受影響的程度會相對較大，出現的新形式和變異性狀就顯得愈加明顯。這些新形式和新內容，有的是原本語言中沒有的。自身語言或文化中不存在的形式和內容被本地化后，易長期穩定地存活于該語言、該文化中，并推而廣之，得以豐富和社會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應用與交流。觀照語言、文化具象，從各自語言文化的本體出發，進行語言結構基本要素的研究，以語言文化物理的、心理的和時間的視角為基本軸，進行異語碼轉換與跨文化交際層面的解析，和寬泛的交際環境與跨文化交際、文化定勢的對比分析(賈玉新,2000:55-133)，最終又回歸到本體中來思考語言內質、外顯及信息代碼系統的靈性轉換、句界的調用、音韻的調節和遣詞造句的調整，演化成跨語言和跨文化中交際效能的“權勢”、“平等“或“一致性”(賈玉新,2000:314)，這對于豐富語言區域和文化格局的認知與理解、發現性學習與掌握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意義。同時，立足于語言的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而進行語言接觸和克服互譯障礙是社會語言規劃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
對語言接觸的研究表明，隨著被影響語言與影響語言的不斷滲透與移植、借用與演變，就會形成有時遙相呼應、有時形影相隨的親緣關系，一方面為異語言接觸者的語言使用及交際提供了有形便利，另一方面也衍生出異語碼傳播、溝通和翻譯的無形障礙，相關語言的類型學意象或圖景(typological profile)便會經歷顯著變化，在特定情形下會導致出現次模標本或所謂的后補模式(metatype)，也就是說，相關語言之間獲得了高度的互譯性(mutual intertranslatability)(林有苗,2008:212-214)層面與機理。
二、中國-東盟的語言接觸
中國—東盟一體化進程帶來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不同文化的彼此融合和語言的相互接觸，各語言、文化在這相互聯系和相互滲透的網狀中向前演進，得到了量的擴充和質的飛躍，并集結于舉世矚目的南博會。從此，中國，尤其是廣西與東盟各國、各民族、各文化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與相互融合的途徑和效能、廣度和深度等都得到不斷的發展，各國語言和文化在水乳交融中相映成輝，成就自身的語言規劃和語言傳播，更彰顯出各自圍繞漢語言、漢文化核心的獨特魅力和科學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接觸的頻繁、影響的深入，在異語言、異文化的借用成分中，有的語言形式或文化內容在本民族語言文化中已經存在，與其自身的固有成分構成并存之勢，共事于漢語和東南亞各國語言間的運用與交際，促成漢語和東南亞各語言的改革與創新。
語言發生學證明，由于時空因子的作用，東南亞各國在與中國漢語及漢文化接觸后，必然而又偶然在受著漢語語音、詞匯及語法上的影響，語言特點和語言功能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化，借音、借詞、借語法概念的現象涉及到生產、生活、文化、宗教、經貿等各個方面，在廣袤的東南亞形成了一個漢語與緬泰語、馬來語、印尼語、越南語等耦合共生、極具血緣關系的漢文化語族和漢字文化圈(馮天瑜,2003:50)，自古至今承襲和仿造著中國漢字及漢文化，在語音、文字構件與偏旁、語法結構等貌合形似、體同源近。自秦漢以來，漢字及漢字文化就往境外傳播，南至現在的東南亞地區。漢字傳到越南，越南語大量吸收漢字詞匯，直取漢字詞或源于漢字詞的詞匯曾占越語總詞匯量的九成。越南人把漢字稱為“儒字”或“字儒”，意即儒家文字。此后千余年間，“儒字”是越南的正式文字。10世紀以后，仿漢字創造“喃字”(或稱“字喃”，意即南方漢字) (馮天瑜,2003:52)，但語言特點和語用規律與漢語極為相似，尤其是與廣西玉林話最接近，如宋福旋先生經過長期的潛心研究，在越南語中搜集出1500多個詞匯在語音、語義上相同或相似的壯語詞匯和語言現象(宋福旋,2008:II)；聚居在廣西東興、毗鄰越南的沿海沿邊地區的中國京族就是越族（越南的主要民族）的中國稱呼，兩族的語言一致。新加坡于1824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后，引入大量華人，漢字及漢文化隨之進入。1965年新加坡共和國成立時，以漢語為母語的華人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這一比例延續至今。在新加坡，華語(即漢語)與馬來語、英語、泰米爾語并列為官方語言，實行華文和英文并行的教育制度，華文書報與英文書報為國民同閱。馬來西亞以漢字為載體的“馬華文化”方興未艾，近十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華語大學生辯論會，有中國(包括港臺地區)著名大學代表隊參加，馬來西亞大學代表隊獲得兩次冠軍(馮天瑜,2003:54)，顯示了雄厚的漢字文化功底。文萊的國語為馬來語，通用語為英語和華語；印度尼西亞通用語為印尼語，華語為第一外語；菲律賓有70多種語言，華語的使用極為普及；泰國以泰語為國語，華語也較為通用，且泰語與廣西的壯語發音極為相似，為同一語系(黃中,2005:52)。東盟諸國在歷史上都曾經是福建、廣東的華人遷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定居的華人主要以閩方言、粵方言、客家話等作為社區交際通用語言，在“漢語熱”的今天更是向所在國四處延伸、擴展，形成核心式的文化和語言磁場，相當多的有關習俗、文化、宗教、科技、政治、社會、法律等方面的詞匯及表達法大都從中國文化和語言中直接借詞，如：“驚輸” (kiasu，源自閩南話，意為“怕輸”)、“頭家” (towkay，源自閩南話，意為“老板”)、“激心” (keksim，源自粵語，意為“使生氣”)、“咸澀” (hamsap，源自粵語，意為“好色”)等等(陳恒漢,2006:125)，都是漢語的影子。東南亞國家華人社區的漢語教學愈益興盛，其他語系的外國人學習漢字、漢文的也日漸增多。隨著漢字文化圈世界地位的提升，漢字及漢字文化的進一步傳播，漢語已成為豐富世界語文之林的一支生力軍。南博會舉辦地——廣西的壯語與東南亞國家如泰國、老撾等民族的語言同源程度更甚，而且至今仍有許多相似之處。廣西是中國第三大僑鄉，有200多萬華僑華人，其中主要在東南亞地區。1000多萬的廣西壯族人，與泰國的主體民族泰族、老撾的主體民族佬族、越南的主要少數民族岱依族和農族、緬甸的撣族等都是親緣民族，生活用語相通，文化習俗相似(古小松,2008-7-8)。這種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人緣和地緣關系，自然是民眾絡繹往來于各個一衣帶水的沿邊地區，或經商貿易，或探親訪友，或觀光旅游，或學習交流，……如此眾多、廣泛而頻繁的雙邊雙向往來，語言接觸和文化滲透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影響就可想而知，讓本來就相近的語言及文化在不斷地得以互識、互證和互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