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間 供給機制 公共經濟學 空間資源分配
一、引言
城市公共空間是城市市民進行公共交往、舉行各種活動的開放性場所。楊保（2006）認為“城市公共空間是屬于公眾的場所，是市民可以無拘無束地光顧、自由自在地活動的地方，也是享受城市生活、體認城市風情、彰顯城市個性、領略城市魅力之所在”。城市公共空間一方面可以促進不同階層的人群進行社會交往和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整個城市的宜居品質。同時，公共空間可以有效緩解居住在不同空間層次社會空間人群的之間的對立情緒，無形中消融了城市市民之間的疏離感，降低了社會不安定情緒集中爆發的可能性，從而增加了全社會的和諧穩定資本。
近年來，在我國的公共空間供給中，“私有化、商品化、符號化”的開發模，造成了環境空間品質低下、類型和功能單一、注重形式化的設計而忽略人性化的需求，且城市居民中消費能力越強的人群，越擁有公共空間的優先使用權。很多學者已經開始拷問公共空間是否已經徹底轉變為“純粹的消費場所”，是否已成為城市消費文化的空間載體？公共空間已悄然蛻變為“偽公共空間”。我國城市公共空間的供給短缺、供給低效率以及供給類型單一化已經成為當今城市開發過程中不爭的事實。
本文試圖從公共經濟學的視角，探討城市公共空間的屬性、供給機制中的角色定位、及公共空間供給的制度設計，并就城市公共空間的開發模式中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進行評析，為解決當今我國城市公共空間供給困境提供一條新的思路，為城市公共空間有效供給提出政策建議。
二、作為準公共物品的城市公共空間的屬性
相對于私人空間主要由市場開發主導而言，城市公共空間由于其公益性、正外部性的特點，長期以來由政府主導開發供給，具備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但又不屬于純公共物品。純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而準公共物品則介于純公共物品和私人產品之間，具有不完全的消費上的競爭性和受益上的排他性特征。準公共物品可具體分為擁擠性物品和俱樂部物。由于公共空間本身具有容量極限，達到極限值時，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就具有競爭性，達到具有競爭性的使用水平的這一點稱為擁擠點。在擁擠點，容納或供應一個追加的消費者的邊際成本將大于。街道、廣場、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就屬于這種擁擠性公共物品。因而城市公共空間不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具有擁擠性的準公共物品。空間的使用權限可以通過空間準入管制實現“排他”使用，此種情況下的城市公共空間即具有了俱樂部物品的屬性—消費上非競爭但可排他，即對于俱樂部的全體成員來說是非排他的，但對于非俱樂部成員來說則是排他的，如城市門禁社區內的綠地，需要購買門票進入的主題公園等。準公共物品既可以通過市場來提供，也可以通過政府來提供，還可以通過政府引導促使私人部門自愿提供。
三、城市公共空間供給機制中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定位
（一）政府直接供給公共空間面臨的困境
當政府對城市空間資源進行再分配，參與城市空間資源配置時，可以對城市公共空間進行直接供給。這種資源配置方法的效率條件應該滿足市場配置資源的條件——每一個市民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的邊際貢獻之和等于開發公共空間的邊際成本，即帕累托最優效率條件。實現這一效率條件必須滿足以下兩個假設條件：
1、理性政府的假設。假設政府能充分了解城市居民對城市公共空間的需求類型及規模，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如何通過最優收費政策，即征收無扭曲稅來為公共空間的開發融資，從而實現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有效供給。它要求信息在市民與政府之間是對稱的。
2、存在一個社會總福利函數。即每個市民對于使用公共空間所取得的效用函數的可加總性。政府通過這個總的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大化來實現對整個城市空間資源的最優配置。
只有滿足上述前提，才能得出政府提供公共空間的效率條件，使政府能夠按照各個不同階層人群的偏好與意愿來收費，以此收益補償開發公共空間的邊際成本，完成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有效供給，使得城市的空間資源在“私人”與“公共”之間的配置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狀態。
然而，現實中的種種局限很難使上述條件得到滿足，導致公共空間供給的低效率，這是因為：
1、作為一種空間資源，城市公共空間的正外部性是隨著空間距離的增加而遞減的，即可達性降低，外部性減弱。
2、財政收入作為政府進行公共空間建設開發的單一融資手段，取自于政府對市民的征稅。公共空間具有建設目的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且后期使用權歸屬于全體市民，如果政府對公共空間的建設開發進行粗放式的管理，開發過程不考慮回收投資成本，則產生一系列問題。此外，在整個開發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對政府的開發行為進行監督，監督角色的缺位也導致了城市公共空間供給的低效率。
（二）政府在公共空間開發中的角色定位
正是由于上述局限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政府直接提供公共空間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因此政府在城市公共空間開發中的角色必須重新定位。要使政府在公共空間開發中發揮有效作用，應考慮以下兩方面問題：
1、如何確定公共空間的供給規模。
2、如何確定政府供給公共空間的范圍。
根據以上需要考慮的兩方面問題可以看出政府提供的公共空間只能滿足大多數普通市民最基本的公共空間需求，即供給“平等進入”型公共空間，而無法滿足部分市民對于公共空間的類型和規模存在的超額需求，此時通過市場交易方式供給公共空間來滿足這部分超額需求是可行的。
（三）市場在公共空間開發中的角色定位
現實中我國的城市公共空間供給狀況，已經由傳統的政府“全包”模式開始走向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模式，并部分向市場主導開發模式轉變。市場這一開發主體的加入，對解決城市公共空間的供給不足與低效率問題提供了新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