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及選擇標準
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由于不直接達到其最終目標，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只能通過間接手段來地達到其最終目標，也就是通過控制和觀測它所能夠加以控制的具體指標來最終影響宏觀經濟的實際活動。無論是在理論研究層面，還是在實際操作層面，來進行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判斷標準，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可控性，對于選定的中介目標，中央銀行對其的控制比較具有有把握，能夠在在確定的或預期的范圍內對其實施有效控制；第二個是可測性，對于這些變量，中央銀行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能夠對其進行相對比較精確的數據統計；第三個是相關性，在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和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變量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這種經濟關系是一種穩定的緊密的關聯性。
二、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面臨挑戰
1998年，隨著信貸規模控制的取消，貨幣供應量完全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中介目標。但是隨著經濟金融狀況發生變化，無論是在理論研究層面，還是在實際操作層面，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都面臨著許多新問題。
（一）按照相關性來分析，實體經濟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聯系正在逐漸被減弱
M2占GDP的比例，按照相關的統計數據來進行分析，已經從1985年的0.57上漲到2011年末的1.88，在世界各個國家來看，處于最高的水平。近些年由于我國M2的增長速度，要遠遠大于GDP的增長速度，從而導致了上述比率的持續高增長。從這一現象可以得知，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度要遠遠快于實體經濟，也就意味著維持單位GDP增長所需的貨幣數量不斷增加，從而使得貨幣供應量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相關性出現了明顯的減弱跡象。
（二）按照可測性來分析，貨幣供應量可測性面臨較大挑戰
根絕實際情況來看，有數據統計資料的17年中，其中在13個年頭中，M2的增長率實際值，都比目標值要高出許多。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正式選用為貨幣供應量來看，根據我國的實際成情況，貨幣供應量M1和M2這兩個指標的調控目標值，和最終的實際值之間，長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異，從而證明對于貨幣供應量指標的大小和走向，中央銀行是無法直接能夠達到“精確”預測程度的。
（三）按照可控性來分析，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面臨較大挑戰
我國的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在1993年以前，表現為順差的交替出現。而到1994年之后，國際收支則基本呈現一種“雙順差”的格局。根據2011年底的數據現實，在我國人民幣匯率水平保持相對固定的前提條件之下，國際收支順差呈現不斷的持續增長走勢，并且隨著外匯的不斷流入，最終造成我國外匯占款的持續高速增長，跟2002年末相比，我國外匯占款就已經增長了7.8倍。 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和結售匯體制下，國際收支順差的增加意味著外匯占款的增加，隨著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最終必然引起基礎貨幣的迅猛投放，這樣以來中央銀行自然無法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基礎貨幣的投放能夠進行有效地和主動地控制，從而使得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能力直接受到了嚴重的削弱。
三、我國實施通脹目標制的重大意義
所謂通脹目標制，其實就是指中央銀行以通貨膨脹為直接目標，并將該目標在全社會進行公布的一種貨幣政策制度。貨幣政策體系要實施通脹目標制，自然不需要在政策工具與最終目標之間再設立中間目標，定期開展通貨膨脹的預測成為了貨幣政策決策的主要依據。概略地說，通脹目標制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貨幣政策框架，保持物價穩定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
（一）通脹目標制有利于管理市場通貨膨脹預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60%的通脹原因可歸結于公眾對未來價格上漲的預期。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提出正是基于對影響通脹的最主要因素不是貨幣供應量、而是通脹預期的認識。這樣中央銀行對整個社會上來做出對實現價格穩定的相關承諾，一個數量化的目標區間提前被明確宣布，必然使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增強，從而迅速樹立貨幣政策的“可信”形象，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并使得低通貨膨脹的目標最終得以順利實現。
（二）通脹目標制有利于準確評判貨幣政策的效果
由于貨幣供應量等數量型指標仍然是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最主要“中介指標”，中央銀行無法直接“精確”控制這些數量指標，必然存在的這個最大缺點，使得數量型調控政策，在本質上只能是屬于一種“粗放型”的調控政策，無法對其職責的履行進行準確的評判。要更加明晰中央銀行的職責，中長期通貨膨脹目標值或目標區必須要及時確定，從而最終使得通貨膨脹率波動范圍有效可控，不至對宏觀經濟的走勢，造成負面影響。
（三）通脹目標制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
世界各國的具體實踐表明，增加透明度，也就最終使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得到有效增加。中央銀行政策決策在全社會公布，比政策本身更能影響經濟主體的預期。貫徹實施通脹目標制，使得貨幣政策制定的依據，可以及時向社會公眾發布，從而方法政策的告示效應，有效引導全社會預期，拓寬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