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的發展與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是伴隨著金融監管實務和理論一起相互促進的，金融監管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另外，面對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對跨國金融活動的風險防范和跨國協調監管已成為當前金融監管理論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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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2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正式宣告實行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制度。這不僅意味著分業經營在美國的終結，而且標志著“傘式監管+功能監管”的體制模式的形成，且金融監管從“規范金融活動”向“管理和防范金融風險”過渡，并推動金融市場主體向競爭和效率方向發展。在此體制下，美聯儲為金融持股公司的“傘式監管人”，其監管理念已經從過去的重視由監管機構全面測量金融機構的風險程度轉為重視監督其建立于執行自身完善的風險監測機制，并強調借助市場與公眾的約束。
2008年的金融危機，隨著雷曼兄弟公司的進入破產保護，及美國政府宣布相續接管兩大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主要的投資銀行、大的保險公司和眾多金融機構紛紛破產、重組和倒閉，在美國引發了一場新的金融改革浪潮。布什政府2008年3月，出臺了金融監管改革的“藍圖”。2009年6月17日，奧巴馬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下對外正式公布了金融監管改革白皮書《金融監管改革：一個全新的基礎》。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經過一年多修正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
該法案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一是成立專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做到宏觀與微觀并重的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二是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其將關注普通消費者的權益，明確保護消費者的權利。三是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如資產證券化產品、期貨、期權、掉期業務等納入監管視野。同時法案規定大部分衍生品須在交易所內通過第三方清算進行交易，接受監管。四是限制銀行自營業務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對表外業務進行控制，控制銀行風險，提高銀行撥備。五是設立新的破產清算機制，由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負責，打破“大而不能倒”的怪象，同時在責令大型金融機構提前做出自己的風險撥備，提高資本充足率。六是美聯儲被賦予更大的權力，成為一個全面的監管人。美聯儲成為了集“貨幣政策制定與金融市場監管權限”于一身的超級監管機構，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因為政策的滯后造成危機爆發和深化的可能性。美國國會下屬政府問責局將對美聯儲的各項市場監管行為進行審計和監督，避免美聯儲權利過大。七是美聯儲將對金融機構不合理的高管薪酬進行監督，確保高管薪酬不會助長金融機構風險的冒進。
《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的出臺，堪稱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法案，但該法案并沒有完全否定之前已有的金融監管模式，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修訂和完善了金融監管職能。其主要的改變在于監管理念的轉變——即從功能型監管理念轉向目標型監管理念，這種監管理念的改變彌補了由于功能型監管可能造成監管漏洞的不足。目標型金融監管總體來說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因為無論金融產品的功能如何復雜，其監管目標都是不變的，即以降低系統性風險為目標的審慎性監管和以降低非系統風險為目標的合規性監管”，這將大大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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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20日，英國工黨政府宣布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將金融監管職責移交給新成立的金融服務監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取代若干個獨立的監管機構?！?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賦予金管局監管金融業所需的全部法律權限。這是英國金融及其監管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的成立，取代了原來由9 家主要的監管機構和若干法律構成的多頭金融監管體系， 統一行使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的監管職能， 從而成為英國整個金融行業唯一的監管局，完成了金融混業監管向統一監管體系的過渡。英國成為世界上實行“一元化”金融監管體系的典型的國家。
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使世界金融業遭受重創，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都開始反思各自的金融監管模式。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國，其將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歸咎于銀行機構不負責任的經營活動而非政府監管不利。在此旨意主導下，政府在監管改革中，堅持統一監管模式，全面維護現有“三駕馬車”的體系即英格蘭銀行、財政部和FSA，著重擴大FSA權限，并設立專門機構，強化金融穩定目標，通過新設機構或者擴大現有機構監管職能來推進改革。在此次改革中，英國非常重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這也是是英國當前金融監管模式的新發展、新趨勢。
在2008年2月和在2009年2月，英國先后出臺和通過了《2008銀行（特別條款）法》和《2009銀行法》，，這兩個法案分別提供了臨時權力讓政府處理倒閉的銀行，以避免危機的擴大和蔓延，同時加強了對銀行業的監管，維護銀行業的穩定。從英國政府的一系列舉措可以看出，金融監管改革是在目前統一的監管模式下強化金融穩定，提高監管效率，提升英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樹立全球領先的金融監管改革典范。
而在統一監管模式逐漸成為全世界監管改革發展趨勢的今天，作為統一監管模式領先者的英國的最新發展動向，對中國的金融業監管改革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英國金融改革發展的趨勢概括來說就是完善監管體系，擴大央行權力，強化金融穩定和安全；加強機構之間合作，處理好各監管機構之間關系；強調審慎性監管，控制系統性風險；完善金融市場，保護消費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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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強國，金融中心地位突出。自2000年以來，德國沖破重重阻力，堅決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2002年4月22日通過《德國統一金融服務監管法》，在合并原來銀行監督局、保險監督局、證券監督局三家機構基礎上，于2002年5月1日正式組建成為德國金融監管局，負責統一監管2700家銀行、800家金融服務機構和超過700家的保險企業。
德國實行的是全能銀行制度，銀行不僅可以從事包括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在內的所有金融業務，還可以向產業、商業大量投資，成為企業的大股東，其具有業務多樣化和“一站式”服務的特點。德國雖然實行全能銀行制度，但仍實行分業監管。德國的聯邦金融監管司下有銀行、證券、保險三個監管局，獨立運作，分業監管。但各專業監管機構由于監管范圍的約束和限制，在對跨行業金融產品進行監管時協調性差，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分業監管模式越來越無法適應金融創新發展的趨勢，不能有效地防范混業經營條件下金融風險在不同行業間的傳遞。
08年金融危機對歐洲國家造成巨大影響，歐洲的許多大型跨國銀行集團對美國次投資級別企業的貸款比重很高， 因此歐洲在此次危機中蒙受巨大損失，但德國由于所購買的金融衍生產品很少，金融體系本身所受到的沖擊并不大。德國政府在為了救助歐盟于水生火熱之中，在2008 年10 月先后頒布了一攬子穩定金融市場的救助計劃，同時德國也在歐盟內部開始反思金融監管漏洞，修正有關監管要求，加強監管的力度。
德國主要在以下方面加強金融監管：首先是修改風險管理的最低要求，提高金融機構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在風險管理的最低要求的修改中，德國更加重視對于金融資產集中性風險的關注，特別強調對于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對于巴塞爾委員會關于流動性風險的各項建議，以及歐盟關于《資本金要求指令》修改內容都將納入考慮其中。此外，還要求將良好的支付體系以及信譽評級等內容也考慮納入風險管理中去。其次是，明確地表明要賦予監管當局更多的監管權力，德國財政部在2008 年4 月提出了加強金融監管的草案，修改《銀行法》和《保險法》，改革金融市場監管工具，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其三是，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力度，強調對投資者和存款者的保護。2009 年初，德國內閣提出修改《存款擔保和投資人補償法案》，該法案主要是關于提高存款保護標準以及縮短償還期限的規定。對于存款擔保上限由過去的最高為2 萬歐元提高到5 萬歐元，到2010 年12 月31 日開始，存款擔保上限還將提高到10 萬歐元。此外，此次修改還試圖加強有關補償資金的早期風險識別和預防損失的監管措施，補償資金將要接受機構更嚴格的審計，審計的頻率和強度將取決機構所承受的違約風險。其四是，反思現行會計制度缺陷，探索前沿金融工具定價模型。最后是，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合作，促進國際金融監管與國內金融監管改革的結合和協調。
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是一個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特殊的環境和要求，金融監管也隨之進行調整，而對于中國來說，這些國家的經驗是寶貴的，但由于特定的環境、條件，我們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國家的做法，而應該在不斷總結的基礎上吸收經驗和得到啟示。
一是對我國金融監管目標的啟示。安全優先、兼顧效率的穩健監管風格作為西方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目標的基本原則，對我國來說也是非常適用的。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不斷在完善，也一直保持著審慎的監管原則，但是我國的監管理念還是停留在職能監管上，目標監管不到位，還是會經常發生很多金融事件，例如銀行挪用資金，違規放貸、民間金融監管的真空等等，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來說，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仍然應該以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為首要目標。
二是對我國金融監管主體的啟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采用分業監管的模式。從全球看，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具有混業經營和統一監管的模式，但我國不應該隨波逐流，而應加強現有監管部門的協調性和獨立性，為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做出貢獻。我國目前金融業明顯的混業經營程度相對較低，但是隨著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銀保合作、銀證合作等交叉業務出現頻繁，混業經營的問題在我國也不斷在出現，這對我國金融分業監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混業經營的浪潮下，有文獻說可以考慮在“一行三會”的基礎上強化聯席監管會議機制，使之上升為國家金融監管局，但在本人的觀點中我認為強化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能更加切合實際些，聯席會議機制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中發揮的作用本身就不大，甚至成為“踢皮球的場所”，再說也無實權。中央銀行就不一樣的了，常年的金融監管和監控使其對各項業務的監控效率高，而且由于其在中國特殊的監管地位（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的職能都是從中央銀行中逐步分離出來的），其代替聯席會議機制話語權更大，效果更好。
三是對我國金融監管對象的啟示。由于隨著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多樣性，除銀行外，對沖基金、私募、財務公司、投行、養老金等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在現代金融領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忽視對這些金融機構的監管，或對它們監管不當，容易誘發和傳導金融風險，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因此，必須重視對這些金融機構的監管。一是加強這些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金融機構的貪婪是導致金融風險發生的直接動因，在貪婪欲望的驅使下金融機構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應考慮讓金融機構承擔“特殊社會責任”，對其所從事的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做嚴格的信息披露，從源頭上堵住或減少風險隱患。二是加快合格投資者隊伍的建設速度，同時打破國有控股銀行的壟斷，引入適當的競爭。三是引入破產機制，像美國一樣打破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怪象，可有效引導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管和約束。
四是對監管方式和手段的啟示。我國金融監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種，即金融部門的行政監管，例如窗口指導、“紅頭”文件等，還有就是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督以及社會監督。其中我國目前已逐漸改變了以行政監管為主的現象，改之以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督約束以及行業自律行為來加強監管，例如《巴塞爾協議》的引入等，但這還是遠遠不能滿足監管要求，我國社會監督主體的作用還比較弱化和沒有充分發揮，我們應該像西方學習引入一個消費者保護局之類的部門，加強社會監督的職能。
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發揮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評級機構等社會監督的約束效能。還包括對法律法規和行業政策乃至會計制度等多方面著手進行改進，從監管方式和手段上取得預期的改進，滿足經濟發展和金融監管的需要。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的金融監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我們啟示，我們也不能漠視其成果。中國必須清醒地確立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格局中的地位，積極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使中國金融朝著穩定健康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