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隨著我國明確提出中國企業要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中國企業開始進入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時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特別是名牌企業率先走了出去，開始進軍海外市場。２０１０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從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我國投資流量由２７億美元增長到６８８．１億美元，增加了２０多倍，存量從２９９億美元增加至３ １７２．１億美元，增加了１０倍多。盡管如此，我國２０１０年的對外投資存量占ＧＤＰ比重５．０１％，遠遠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２６．１％。估計到“十二五”末期，中國對外投資流量可望達千億美元、存量達4 000億～５ 000億美元的規模，中國對外投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在此過程中，隨著企業投資范圍的拓寬和投資機會的增多，投資風險也隨之增加。因此，切實加強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通過對相關風險的識別、評估、預警、監控來防范甚至化解風險，減少由此而導致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對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谷廣朝［１］，聶名華［２］和王鳳麗［３］主要探討了中國企業所面臨的ＦＤＩ風險因素，進而提出一些防范風險的建議。這些研究提升了人們對ＦＤＩ風險的認識，提供了一些常見的防范風險的方法。然而，由于缺乏對中國企業ＦＤＩ風險的定量分析，企業難以利用這些研究成果估計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面臨風險的大小。白遠［４］介紹了一種簡單的評估ＦＤＩ風險的方法：首先確立風險因素并給定其權重，然后對每項風險因素進行評估，最終把各項風險因素的評估值與其權重的乘積相加，從而得到風險的綜合評估值。這種方法要求專家給出每項風險的具體評估值，然而，由于風險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動態性和復雜性以及專家知識、經驗的有限性，導致專家無法對風險進行準確預測。聶名華和顏曉暉［５］在建立ＦＤＩ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后，結合各種風險指標的特性，建立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模型，進而得出風險評價結果。這種方法可以對風險的大小做出定性的評估，但這種方法是建立在模糊集理論基礎上的一種模糊綜合評價方法。由于模糊集理論缺乏像概率論一樣公理化的理論體系，并且確定模糊集的隸屬度具有較大的主觀性，這種評價方法所得的結果往往難以令人信服。
隨著模糊數學的不斷發展，B Ｌｉｕ［６］于２００４年創建了公理化的可信性理論。這一理論可以有效避免傳統模糊集理論中選取隸屬函數的主觀性問題。并且可信性測度具有自對偶性，基于可信性測度的模糊評估結果更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便于理解和接受。有鑒于此，本文摒棄傳統的多層次模糊綜合評估方法，采用基于可信性理論的多層次綜合評估方法來評判中國企業ＦＤＩ風險，力圖使得評判結果更為科學、客觀與精確。
本文首先簡要介紹可信性理論的基本原理，然后根據可信性測度的理論和經典的層次分析法，構建一個多層次模糊評估模型。在分析中國企業所面臨的ＦＤＩ風險因素后，進一步建立相應的風險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以一個擬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為例，利用本文構建的模糊評估模型，對其所面臨的ＦＤＩ風險進行綜合評估，驗證了本文模型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2 可信性理論簡介
Ｚａｄｅｈ［７］于１９６５年提出的模糊集理論，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長足的發展，并在許多領域得到實際應用。在模糊數學中有三類重要的測度： 可能性測度、必要性測度和可信性測度。傳統的觀念認為，可能性測度是與概率測度平行的概念。事實上，在模糊集合理論中，只有可信性測度才能扮演概率測度的角色。B Ｌｉｕ和Y Ｌｉｕ［８］在２００２年定義了具有自對偶性的可信性測度，然后根據可信性測度建立了一個公理化的理論體系。下面簡要介紹一下這3種測度的定義以及可信性空間的概念。
假設模糊變量ξ的隸屬函數為μ（下文中相同字母表示相同的含義），h為任意實數，則模糊事件｛ξ≤h｝的可能性為
該模糊事件的必要性測度定義為其對立事件的不可能性，即
該模糊事件的可信性測度是可能性測度與必要性測度的平均值，即
該模糊事件的可信性測度是可能性測度與必要性測度的平均值，即
假設Θ為非空集合，Ｐ（Θ）是Θ的冪集，Ｐ（Θ）中的元素稱為模糊事件； 對P（Θ）于中的任一事Ａ件賦予一個實數，記為Ｃｒ（Ａ），稱為Ａ可信性測度，這里Ｃｒ（Θ）是一個集合函數，滿足如下4條公理［６］：
公理１ （規范性）Ｃｒ（Θ）＝１；
公理２ （單調性） 若Ａ?奐Ｂ，則Ｃｒ｛Ａ｝≤Ｃｒ｛Ｂ｝；
公理３ （自對偶性） 對任意事件Ａ∈Ｐ（Θ），有Cr｛Ａ｝+Cr｛ＡC｝=1；
公理４ （極大性） 對于任意滿足supiCr｛Ａi｝<0.5的事件｛Ａi｝，有Cr｛∪iＡi｝=supiCr｛Ａi｝；
則稱三元組（Θ，P（Θ），Cr）為可信性空間。
定義［６］ 若ξ是定義在可信性空間（Θ，P（Θ），Cr）上的模糊變量，t為任一實數，則ξ的隸屬函數可由下面的可信性測度導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