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市場化進程不是簡單的一項規章制度變遷，而是一系列經濟、社會、法律、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樊綱等，2003)。這一改革的過程使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改革政策實施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導致不同區域在經濟規模、制度環境及開放程度等方面都出現較大的差異性。一般來說，制度環境較為完善地區的法治化水平通常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現代大公司相對較多，整個社會對企業的行為反應更為積極，企業與海外的進出口貿易更為頻繁，企業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企業經濟后果的波動更為劇烈。與此同時，改革過程的新興加轉軌這一雙重特征賦予中國證券市場如下特征：政府行為對資源分配具有重要影�；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投資者法律保護水平低下。因此，制度環境及政府行為的地域特征是考察中國企業內部治理效率和經營績效的關鍵所在。
一、資源效率觀：制度環境與公司業績
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弊端在于缺乏競爭和價格機制，無法解決資源分配中的信息和激勵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主要沿著分權化的方向進行，這種分權式改革既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經濟分權(尤其是財政分權)，也包括各級政府向下屬企業的經濟分權(主要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目前，市場機制已經在多數經濟領域起著主導作用或者重要作用。市場化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狀況，是中國近二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顯然，市場化改革對中國經濟、社會、法律乃至政治體制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極大地影�了各個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
然而，市場化進程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還很不均衡。樊綱等(2010)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市場中介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5個方面，對中國各個省級行政區域的市場化程度進行了比較。分析表明，中國各地區之間的市場化進程存在顯著的差異。總體上，中國各地區市場發展已經逐漸形成了東部優于中部、中部優于西部的不平衡格局。這種市場化程度的差異在企業業績與資源分配效率方面也有明顯反映。市場化進程越快，地方政府就越有動力放松管制，并從“干預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減少政府對公司的利益侵占行為，從而使得公司透明度提高，治理結構得到改善，進而改善公司業績，使公司價值得到進一步提升，即公司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越好，公司業績越高。方軍雄(2006)對中國市場的經驗研究發現，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資本從低效行業撤資、往高效領域增資的投資彈性系數也隨之增加，資本更快地實現由低效率領域向高效率領域的轉移，即資本配置進一步優化。
因此，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成為企業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影�因素，尤其在中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制度環境顯得尤為重要，它不僅決定了企業可以獲取資源的能力，更決定了資源在企業乃至整個經濟中的配置效率。
二、政治成本觀：政府治理與公司業績
“諾斯悖論”表明，政府既可以是經濟發展的扶持之手，也可能是經濟發展的掠奪之手(North，1981)。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制度安排所產生的動機激勵存在較強的相關性。一方面，政府積極發展經濟的最強有力的激勵來源就是社會利益的擴大，如稅收增加、社會福利改善，而社會利益的擴大反過來又會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與質量，二者相互促進，即政府是經濟發展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由于雙重代理問題(Stulz，2005)中政府操縱的代理問題存在，政府對投資者利益的過度侵占會使公司治理無效率，進而導致公司選擇次優的投資組合，并有意采取降低公司透明度的措施，尤其是在產權保護較弱的國家，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即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掠奪之手。因此，政府獲取利益的程度及方式即政府的治理質量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影�因素，尤其對于處于轉軌經濟期的中國，政府治理質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為重要。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權力配置經歷了從集權到分權的過程，地方政府在此過程中獲得了財政自主權和經濟管理權。而這充分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這種高漲的積極性讓地方政府對當地企業的監管更為迫切。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為了推動經濟增長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激勵機制――政治升遷，而對追求仕途的“職業官員”來說政治激勵比經濟激勵更為重要。因此，地方官員為了獲得上級領導的賞識得以升遷，會積極采取各項措施并進行有效監督以推動地方企業的發展和成長，從而為當地經濟發展作貢獻。
中國證券市場脫胎于中國轉型經濟中，其設立初衷是為國企改革和持續發展服務。因此，在中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同時，為保持國家對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國有股權在上市公司中占據了很大比例，并且這些國有股權不能上市流通。鑒于此，政府的動機和行為對上市公司可能會產生重要影�。經濟轉型中，國有企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其承擔了政府的多重目標如經濟發展戰略、就業、稅收、社會穩定等，并由此造成了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雖然國有企業通過改制上市，其治理結構和監管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由于政府依然控制它們，政府依然有能力將其自身目標內部化到這些企業中。因而政府可以從證券市場獲得資源發展地方經濟，解決就業問題，改善當地形象，并最終給政府官員帶來利益。尤其在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不力的情況下，從證券市場獲取資源的使用成本非常低。某種程度上，證券市場資源甚至類似于一種“免費午餐”。因此，地方政府既有動機又有能力將其自身的社會性目標內部化到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而上市公司承擔政府的社會性職能必然會使企業活動偏離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并進而損害企業價值。地方政府實現其社會性目標的方式往往是掏空上市公司，即赤裸裸的利益侵占行為，盡管地方政府也會為上市公司提供政策支持，但支持的最終目的很可能還是為了掏空，即所謂的“放長線釣大魚”。雖然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來說，其控制人同樣具有侵害中小股東的動機和能力，但與政府相比，其侵害能力相對較小。究其原因，監管力量和法律約束更難以限制政府權力。
因此，政府有效治理的水平會直接影�到企業經營的積極性與績效。如果政府更有動機和條件利用上市公司來“圈錢”以實現其自身的目標，即有效治理水平低下，其就會積極介入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這會使企業經營者放棄以公司價值最大化為首要目標，造成企業治理效率低下，進而降低企業的發展速度，甚至影�到地區經濟增長速度。
三、制度環境與政府治理的交互作用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成功地實現了單一公有制經濟向多種所有制并存的轉變。這種轉變充分激發了經濟潛能，有效提高了市場效率，實現了資源有效配置，并推動了地方政府治理質量的提升。制度環境的改善為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外部資源的支持，而政府的“裁判員”職能又會對這種外部資源在企業內部的配置效率產生影�，因此，企業業績往往是制度環境與政府治理交互影�的結果。制度環境較好的地區，法律制度較為完備，市場監督較為有力，政府官員從企業中獲得不當私利的行為受到的約束可能較強，地方政府越有可能放松對企業的控制，即較完善的制度環境有效抑制了政府的掏空行為，為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目標提供了市場與政府兩方面的外部支持。
綜上所述，經濟轉軌時期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特點使地區因素成為觀測公司經營績效的重要指標，而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和地方政府治理質量兩個區域性指針則是地區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面臨的外部治理環境，包括制度環境和政府治理水平，是相對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更為基礎性的層面，會影�企業契約的實現和履行以及各種交易成本，進而影�到公司內部治理的效率。因此，與外部治理環境的有效融合是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重要保證。分析結果還表明，企業的經濟后果有時只是政府政策導向或人為影�的結果，而非企業自身經營能力的體現。只有在制度環境與政府治理質量相互作用充分的情況下，企業才能發揮其真正的經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