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
剛才我們聽到其中一個讓人驚訝的說法，那就是中國現在會采用一個更加靈活的、相當于自由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未來的五年當中，會更加一體化地融入到全球資本市場當中。那這樣一個論調是不是代表了中國在匯率政策方面的一個主要變化呢？
陳德銘：
大家都對匯率的問題很感興趣，我從個人的角度做一個簡單的回答。從2005年到現在，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已經進行多年了；在國際金融危機最艱難的一段時間，我們把匯率的波動暫時停下來，跟美元做了一個掛鉤；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我們又恢復了浮動。那么我們的改革目標是不變的，就是按照市場形成的匯率機制，加上主動、漸進、可控的方式推進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我們考慮人民幣的匯率有幾個前提：第一，就是我們貨幣是對一籃子的，不盯著一種貨幣，是幾種貨幣的綜合組合。第二，我們要兼顧著我們在G20討論的如何使世界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地增長，這里面有一個參考性的指標體系，在這些指標里，將來可能會討論到貿易向下的盈余和赤字問題。我們很愿意在這些方面進行討論，從而來看看我們的匯率是否符合市場的形成機制，是否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平衡。所以我作為商務部部長，經常會從貿易的平衡、貿易盈余和赤字的角度來談一下匯率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際收支的平衡包含著兩類，一類是貿易項下的盈余或者是赤字，一類是資本項目。中國作為一個進出口份量都比較大的國家，2010年出口已經到了世界的第一位，進口也到了世界的第二。中國2010年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大概是3.1%，在這G20的20個國家里面，我們排在第九位。我覺得這么一個占比對一個新興國家來講是比較合適的。2011年我們會進一步的擴大進口，盡管1～2月出現逆差，但是我們還會堅持擴大進口。我們今年貿易的盈余或者順差占我們GDP的比例可能還會小于這個數字，說明中國是非常負責任的，在堅持著促進貿易的平衡，在推動著G20有關的談判。
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就是我們現在貿易順差1 800多億美元，99%都是對著一個大國的。我們對東盟、對日本、韓國、對整個的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經是逆差了。所以我們希望和這個大國坐下來討論如何改善我們的貿易結構。因為雙邊的貿易順差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幣的匯率問題，我說的是我們99%的順差是對著一個大國，我們希望這個大國能夠放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我曾經數次提出我們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卻被該國議會的一些法案所擋住了。所以我們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國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和中國貿易平衡。我們希望該國在這方面有更多靈活性的表現，使我們的貿易能夠更加的平衡。這樣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我想也就可以比較透明、公正地進行下去了。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
陳部長剛才在演講中提到中國未來5年要進出口并重，有段時間在國內也談了很多，就是如何改變貿易盈余的問題。其中一點談得比較多的，就是中國如何進口消費品。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在國內大家買東西的時候，價格上已經超過國際市場很多了，尤其是相當多的消費品和奢侈品。很多中國旅游者到國外去大包小包的買回來，或者是通過郵購的辦法。或許大家都知道消費品的進口，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中國要推動國內消費的階段，這其實也培養國人的名牌消費和培植國內名牌消費文化。在這個問題上想聽聽陳部長的評論。比如說稅收的調節等等這方面的問題有什么改革？
陳德銘：
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首先說一下中國消費和儲蓄的關系，我們拿中美兩個國家簡單地比，在不同的社會保障條件下來比他們的儲蓄率，是不公正的、不正確和不全面的。因為中國消費者的儲蓄是建立在現在這樣一種醫療、養老和其他的各種保險以及孩子受教育支付能力之上的，所以中國人的儲蓄很大一塊是為著孩子讀書，為著自己的購房，為著自己將來老了以后的一些健康保障等等。所以，這樣簡單的比中國儲蓄率高還是低是不完整的。
而亞洲的文化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有一些差異，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日本、韓國的儲蓄率都比西方的美、歐國家要高得多，這也是一種文化差異的體現。在這么一種情況下，我非常贊成剛剛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的，我們應該用好這種儲蓄，如何為世界經濟的發展、為能源、為低碳、為綠色環保等等去做貢獻。
您談到的這個問題是說中國如何擴大進口的問題。中國擴大進口是依據自由貿易的規則來進行的，首先是中國需要什么，不是為了平衡而平衡，也就是說應該在一個便利化、自由化的情況下。中國想買什么，應該在世界上能夠買到。我們首先還是需要擴大設備、技術和一部分重要的資源和原材料的進口。因為我們的國家正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中，我們大量的企業處在一個轉變結構、調整方式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先進的技術設備。比如說我們需要一些高速的電子計算機，我們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數控機床等等，這些東西我們從有的國家能買到，有的國家則是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這就使貿易平衡問題很難討論。這首先是我們考慮的。
您剛剛的問題重點是講到消費品的進口。當然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也需要更多地進口一些消費品。現在中國對中高檔消費品的進口占到世界各國進口的第二位了，有可能再過幾年我們會超過日本成為第一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中國有13億人口，日本人口不到我們的1/10。如果我們消費品進口量大一點，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均GDP處在100位左右的國家。為什么中國進口高檔消費品最近一段時期在大中城市呈現非常旺的趨勢呢？我們考慮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們自己的民族品牌、高檔消費品品牌還不能滿足需要，也就是不能滿意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
第二，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確實提高，一些新的消費群體在我們的商業統計中，特別是80后、90后的群體，他們更崇尚于名牌的消費，而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多。但是說現在這些中國消費品的價格都比國外貴的說法是不完整的，大量中國的消費品，尤其在食品類的、鮮活農產品類的，我們都比國際低得多；主要是一些名牌，特別是歐洲的名牌方面的奢侈品，還有一些日本名牌，我們確實比他們的價格高得多。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關稅，有些國家是沒有關稅的，比如說我們香港地區，它是零關稅，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就覺得，怎么香港的東西比大陸便宜呢？另外一個是中國的高檔消費品銷售體制，分銷體制剛剛建立，它的層次多，費用大，所以高檔消費品到中國來的整體交易費用還是相當高的。
第三，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的產品在他們所在的國家為了促進消費進行了折扣和降價的處理，我們因為市場一直平穩，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方面，在消費品的進口和價格讓它回歸更正確的水平方面，我們想后面要做幾個工作：首先，要培育市場競爭的主體，包括培育在中國的高檔、優秀的消費品品牌。我可以講很多西方的高檔消費品，其實他們的面料、原料、加工制作可能都已經在中國了；但是我們目前整體水平還處在一個加工的階段，我們還需要使我們的制造能力往設計和研發延伸，往直接的營銷延伸。很多歐洲、美國品牌的面料都是從中國出口的，甚至某一部分的加工還在中國做。為什么我們已經是出口的第一大國，卻沒有很著名的品牌呢？世界上出口最有名的前100個品種里面，中國目前還是零。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快培育自己的品牌。
第二，我們應該完善物流配送體系的建設。我們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間的商貿物流規劃，使第三方物流和大型連鎖配送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降低所有的商品在中國的交易成本。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把商業的網絡、沒有把物流成本的降低納入必要的的規劃、投資。很多國家，甚至于一些國家把農產品的流通都作為一些工業性的投資來做，我們在這方面還需要加強認識和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
第三，轉變和創新零售模式。特別是大型百貨企業和零售企業，應提高代理和外貿轉內銷的產品。很多產品既然是中國生產的國際名牌，在中國代加工的，為什么還要到國際上進行一次大旅行、大循環，既增加了碳的排放，又增加了物流費用呢？所以我們需要對那些外銷產品轉內銷提供一個直接的、便利的方式。比如說我們所知道的男同志穿的一種西裝杰尼亞，有的是在東莞生產的，用飛機運到歐洲，中國需要幾件再運過來，顯然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我們要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進一步加強對行業的管理指導。還有就是在中國特別要注意的商業誠信的問題。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假、售假的行為，我們集中行動進行了半年左右，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但是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們對于保護知識產權和打擊假冒偽劣要加強。
第五，要減輕部門的負擔，減輕零售企業的負擔，給予相應的政策上的優惠，這個問題等會兒財政部謝旭人部長可以回答，他會比我回答得更準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