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隨著中國的發展和逐步崛起，我們在欣喜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卻不得不意識到兩極分化程度的加劇及其背后隱含的巨大危害。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其中更以醫療衛生領域問題突出。不僅有悖“以人為本，服務為先”的原則，還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權利。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將會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甚至威脅中國穩步發展。
本文通過中國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存在問題出發，以醫療衛生為例作實證分析，通過建立分析模型，驗證現今醫療衛生領域財政投入的現狀以及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分析現有財政政策是否合適，城鄉居民本身會不會對政府造成不同壓力，能否引導政府作出不同的政策反應等一系列問題。
一、基本醫療衛生事業均等化問題
我們在充分肯定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穩步增長，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領域工作的進步的同時，必須認識到我國現階段公共服務供給還存在嚴峻問題的現狀，基本醫療衛生事業領域尤為顯著。與外國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衛生資源總量仍然不足，配置不合理，城鄉衛生資源配置的差異始終是制約公共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占我國總人口2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國80%的衛生資源, 然而占總人口80%的農民只享有全國衛生資源總額的20%。公共醫療衛生城鄉之間的差異是造成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同時，受客觀因素影響，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的差異性還表現在不同省市地區之間。
造成這一系列不均等現狀的原因，具體來看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導致的地區間財力差異明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財力基礎較為雄厚，受經濟基礎的影響，醫療保障制度也因此相對健全和完善。進一步看，在財政支出水平較高的省份其醫療衛生支出規模較大，財力保障水平較高；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醫療衛生費用同等條件下整體不足。這使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支出支撐的各地醫療機構在提供醫療服務的能力方面出現出不同的態勢，基本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能力也因此受到影響。
(2)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決定著社會個體的生產、消費和收入水平。受我國經濟發展不均衡這種外部環境的影響，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現一種較大水平差異的非均衡狀態，突出表現
為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擴大。
(3)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引致的城鄉二元醫療衛生結構凸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引致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非均等化是我們經濟發展水平橫向比較的結果，從縱向上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導致的城鄉二元醫療衛生結構則是我國實現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二、模型構建
(一)基本醫療衛生事業供給影響因素分析
醫療衛生為財政主要支出項目，是衡量地方基本公共服務中醫療衛生領域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最直觀數據。但是醫療衛生總支出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該地區醫療衛生服務供給水平，因為總支出很大程度上收到人口數量的影響，故本文以h（地方人均分配到的醫療衛生領域財政支出）作為地方醫療衛生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衡量指標。h的計算公式可以寫為：
(代表i省醫療衛生財政總支出，代表i省的地方人口總數)
城鄉差異化也是醫療衛生事業領域現有的突出特征，由于城市居民平均文化程度以及生活水平都高于農村居民，故對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要求和維護意識相對較高，同時，健康意識也總體高過農村居民。本文認為，這種意識上的差異性也會導致對政府醫療衛生領域財政支出產生壓力和影響，對政府政策監督的力度也會不同，導向作用可能也可能不同。故將城市人口比重C作為人均分配到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的影響因素。
各省市地方關于財政支出方面的明顯差異是基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成本差異之上的，在選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衡量指標時，地方總GDP和人均GDP都是常用的衡量指標，一般以人均GDP為優。但本文考慮城市人口比重以及城市人口對GDP的貢獻比例明顯不成正比（較少的城市人口貢獻較大的GDP），在已經考慮城市人口比重的情況下，選擇使用地方總GDP作為地方經濟水平衡量指標，以避免重復考慮，造成結果偏誤。故設立模型時將地方GDP作為自變量之一。
綜上所述，本文將地方GDP與城市人口比重作為影響地方財政支出中醫療衛生領域支出的兩個影響因素，通過現有數據的收集整理，構建中國各地方財政支出中醫療衛生事業支出金額與地方GDP，城市人口比重，探究影響醫療衛生支出的主要因素。
(二)計量模型的構建
基于已有資料整理和分析，下面設立計量模型來驗證地方GDP，地方人口密度，城市人口比重對地方對衛生醫療領域財政支出的影響程度。我們設定計量模型為
其中，h為地方人均分配到的衛生醫療領域的財政支出，C為城市人口比重，GDP為地方GDP，u為誤差項。
由于具體數值還會受到地域面積，人口數量，未考慮因素的顯著影響，本文將以上指標都取用對數形式。衡量相關指標之間更具意義的百分比變化情況，以幫助達到揭露以上各因素之間的實質內在聯系。
(三)計量結果
基于stata11.2，本文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第一次回歸的因變量是地方人均分配到的衛生醫療領域財政支出，第二次回歸的因變量是該變量的對數值，回歸結果如下。
由回歸結果知，無論是水平模型還是對數模型，所有OLS統計量的t值均通過檢驗，但對數值作為所選解釋變量時，R2較大，為57.56%，證明構建模型時采取對數形式的正確性，故以對數模型重點進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