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價格風險是指農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由于經濟環境變化或偶然因素影響，導致蔬菜供給量與需求量脫節、價格波動、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背離的可能性。蔬菜價格保險可以分為成本價格保險和批發價格保險。前者保險金額的確定是以約定的成本為基礎計算的，后者保險金額的確定則是以重點市場前三年加權平均批發單價為基礎計算的。
相關人士認為中國現階段，農戶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面臨著巨大的價格風險。菜價一頭連著市民，一頭連著農民。菜價低了，農民種植沒有積極性；菜價高了，市民的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只有通過菜價保障體系，將菜價穩定在一個農民有積極性、市民能接受的水平上，才能做到既惠農益農、又穩定物價。那么如何規避農產品價格風險，使其既可防止“菜貴傷民”又可防止“菜賤傷農”呢？
2011年山東菜農由于白菜價格低廉而跳樓的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相關機構開始關注上海的蔬菜價格保險，以期能模仿解決菜賤傷農問題。2008年上海市農委委托上海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試辦了國內首個“蔬菜種植價格保險”，經過2年多的發展，2011年又推出了青菜成本保險。保險蔬菜的畝保險金額參照投保標的當地前三年平均畝產量的70%，與約定的成本單價確定，并在保險單中載明。保險蔬菜的物化成本清晰透明、保險人可以采信；或保險人的成本建議價格被保險人也能接受的。物化成本包括種子、肥料、農藥、耕作費、固定財產折舊費和行政管理費用等。公式為：保險金額＝前三年平均畝產量(公斤/畝)×70%×約定成本價格(元/公斤)×保險面積。保險蔬菜的保險價格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的損失，保險人給予賠償。目前上海青菜成本價格保險的保費定為每畝98元，市級財政承擔了50%的保費；區級財政承擔30%――50%不等的保費。
作為國內較早開辦政策性農業保險并以“北京模式”著稱的首都而言，可以借鑒“安信模式”，但是在推行之前必須進行有效的可行性分析。通過從自然條件、區縣財政、蔬菜自給率等方面的比較，本文作者認為在北京推行蔬菜成本價格保險還有待思考。
首先，北京過低的自給率使市場調控作用的發揮得到限制。上海市參加蔬菜價格保險的農戶能夠得到安信農保和上海市農委提供的種植指導，能較為合理地規劃種植時間與種植品種，基本可以做到均衡播種、均衡上市和均衡供應。在此之前，政府干預蔬菜市場缺少一個有效的機制；現在，政府部門及保險業界通過蔬菜成本價格保險，能有效地參與到上海市蔬菜價格的調控和管理中。相比較上海60%左右的蔬菜自給率，北京的蔬菜自給率只達到25%左右，政府對外埠的蔬菜供給很難調控，也很難通過“均衡播種、均衡上市”實現“均衡供應”。過低的自給率使政府缺少對蔬菜市場的控制力，而成本價格保險卻是政府參與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此時就需要政府加強蔬菜工程的培養，努力提高北京市的蔬菜自給率，只有將自給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蔬菜成本價格保險的運行才會更加有意義。
其次，保險品種的選取存在矛盾。一方面，從蔬菜的種植和運輸特點來看，夏季是綠葉菜的淡季。作者到菜市場得到認證，7月到9月北京上市的綠葉菜基本來自本地，因為綠葉菜容易腐爛，外埠的綠葉菜很少進入北京市。另一方面，北京市蔬菜種植綠葉菜的面積有限，產量也并非十分充裕。參照上海市推行的綠葉菜價格保險，綠葉菜本該也是北京市蔬菜成本價格保險優先考慮的保險品種，但是北京市民并不像上海市民那么鐘愛綠葉菜。相反，北京市民消費最多的是西紅柿、黃瓜和大白菜，其中西紅柿和黃瓜是一峰一谷類蔬菜，大白菜是谷峰不明顯、周年可均衡供應類蔬菜。來自外埠和本地的供給數量，都足以保證這三個品種蔬菜的充足供應，因此這三個菜種的市場不易出現失衡、價格高漲現象。那么，選擇這三種蔬菜作為成本價格保險的保險標的就無法達到惠及市民的效果。
最后，險種的可持續性還有待考證。成本價格保險的推行需要政府提供極大力的支持，如果缺乏區縣政府的財政支持，僅靠市財政和農民自身投保，該險種很難繼續開展。另一方面，對于該險種的再保險也存在分保不出去問題，國內再保險不支持，該險種繼續運行也會存在問題，保險公司將無力繼續跟進。在上海安信調研時，我們也發現了對于這個險種如果農戶不承擔10%左右的自保部分，菜農很可能會出現道德風險，最終影響險種的實施。成本價格保險需要政府、保險公司和菜農的相互配合、相互信任，需要三方的共同的努力。對于在特定歷史時間段、特定歷史事件發生的條件下大受推崇的蔬菜成本價格保險，其可持續性和可復制性還有待考證。
雖然成本價格保險將對北京菜農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政府所期待的調控作用和消費者所希望的均衡上市并沒有得到體現。在對于北京市開展蔬菜成本價格保險，本文作者認為期間還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在財政補貼、菜籃子工程建設、外埠蔬菜管理等方面多做工作，只有這樣蔬菜成本價格保險的實行才會更有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