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晉鈔的發行
1.山西省銀行的成立。1918年，閻錫山兼任省長后，財政拮據，入不敷出，雖在陸軍修械所內附設了一個銅元局，用收買民間制錢改鑄銅元的辦法，曾獲利360萬元，但仍感杯水車薪，于事無補。于是，閻錫山提出設立山西省銀行。閻錫山指派山西省議會正副議長、太原市商會正副會長、陸軍旅長、糧服局局長、政務廳廳長、統計處處長等為山西省銀行發起人，聘請祁縣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閻維藩負責籌辦，取消山西官錢局的名稱，成立山西省銀行籌備處，由閻錫山任處長，并開始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編定營業計劃。最初決定，山西省銀行為股份有限公司性質，資本額為銀元300萬元。官股部分，除接收官錢局的財產外，再由財政廳過撥一部分；私股部分，也有兩個來源：一是臨時招募，二是由“公債”入股。官私兩項共實收資本120萬元。按當時規定，股本收足40%即可開業。于是，山西省銀行即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山西省銀行的經營方針，按其章程規定“以調劑金融、扶助生產事業的發展”為宗旨，經營業務范圍主要有：（1）代理省金庫，發行金庫券；（2）辦理存放和匯兌；（3）儲蓄業務。此外，省銀行還兼辦買賣生金銀，折收未滿期限的期票及匯票，代人保管貴重物品，經營土地莊園。總之，什么有利就干什么，經營手段較為靈活。
2.晉鈔的發行。山西省銀行1919年1月1日成立后,太原設總管理處,下設總稽核、總文書、總營業、總會計及司券、司庫，時稱“四總兩司”。設太原分行對外營業,同時在各主要縣城和地區設立分行、辦事處和寄莊。以后,又在天津、上海、漢口、北京、石家莊、保定、綏遠等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本方面來說,當時山西的銀行業總資本額共300余萬元,而山西省銀行的資本為240萬元,當然是首屈一指了,因而山西省銀行在銀行業中就居于壟斷地位。”到1929年左右,省內外分支機構達40余處,形成了一個觸角四伸的金融組織網。
山西省銀行成立后，閻錫山以“劃一幣制”為名，憑借政府法令，取消私營商號的“錢帖子”，由省銀行壟斷了“晉鈔”的發行權利，使得“晉鈔”成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貨幣。
閻錫山統治山西38年，山西省銀行共發行三次“晉鈔”：
第一次發行晉鈔是從山西省銀行成立到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據當時中央銀行對山西省銀行1919-1930年紙幣訂印發行的調查，銀元票發行八種，原印數為9062.45萬元，實發數為3159235吊一百文，按市價四吊合銀洋一元，共折合銀元78.98萬元。銅元券和銀元券合計發行額為4780萬元。
山西省銀行成立初期，信譽尚未鞏固，紙幣發行嚴格按照貨幣發行規律尚有一定控制，曾一度1元晉鈔可以兌換1元白洋。據統計截止1928年底，十年間共發行1300萬元，平均每年不過130萬元。隨著官僚資本的積累，閻錫山的軍事實力得到了很大擴張，其政治野心也隨之膨脹。從1929年起，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等其他地方軍閥，發動大規模的“倒蔣戰爭”。山西省銀行大肆濫印、濫發紙幣，以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等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時，山西省銀行晉鈔發行額已經達到約7500多萬元，不到一年時間，紙幣發行量增加了大約八倍。及至“倒蔣戰爭”失敗，晉錢隨同敗軍涌回山西，晉鈔與銀元的比值由1：1降到30：1。閻錫山逃至大連，同時蔣介石通令全國商民拒收“晉鈔”，并對閻錫山發出通緝令，于是大批流通在河北、察哈爾、綏遠三省和平、津、魯、豫等地的紙幣隨同閻錫山的那些部隊涌回山西，市場頓呈混亂局面。
第二次發行晉鈔是1932年閻錫山第二次上臺后，在改組省銀行的同時，針對貨幣信用危機，晉鈔急劇貶值，金融一片混亂的狀況，決定出新鈔換舊鈔。閻錫山認為“非增添流通之貨幣不可,增添現貨幣為不可能,只有增添紙貨幣之一法”,以新省鈔1元收兌舊鈔20元，很快把舊鈔收回，使一度死氣沉沉的社會經濟活躍起來。但是，以1：20的比例收兌舊鈔對山西人民是一次赤裸裸的掠奪。當時，人們手中的1元舊鈔，只值新鈔5分，僅此一項，人民損失竟達數千萬元之巨。
第三次發行晉鈔是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后，山西全境編為第二戰區。是年10月下旬，忻口戰役緊張，太原震動，“四銀行號”即停止業務，陸續向后方遷移。閻錫山遷往晉西之后，山西金融一片混亂。一方面，國民黨中央政府限制各省發行地方紙幣，只準使用法幣。但法幣這時信譽尚好，人們都想將其保存下來，因此市面上流通的法幣不多。另一方面，隨著閻錫山撤出太原，印刷機器和票版落入日軍之手，“晉鈔”所發數目無從確知，加上日偽印發假鈔導致金融異常混亂，軍民交易頗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提出“整理晉鈔”，即四銀行號原先發行的“晉鈔”不再繼續發行，而是新發省鈔，投入流通。當時，國民黨中央政府與閻錫山幾經磋商，沒有結果。閻錫山遂自行決定派人購置機器，第三次印發晉鈔。新晉鈔于1939年1月發行，除用來支付軍費外，還用其到日偽區購買小麥。初買時，15元可買小麥1石（每石150斤），后來貶到每300元1石。盡管如此，閻錫山通過此法仍收購小麥2萬石。到1940年底，由于人民拒絕使用新票，閻錫山才停止印刷。
抗戰勝利后1949年,閻錫山南下逃往南京。到此為止,閻錫山結束了其38年的統治,卻給山西人民留下了一個通貨膨脹、生產停滯、物價上漲、市場蕭條、民不聊生的破爛攤子，使得當時的山西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受紙幣之害最厲害的省份之一。1949年4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太原,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金融接管組接管了山西省銀行的工作。從此,“晉鈔”隨山西省銀行的結束而消失，新中國的人民幣統一了市場。
二、“晉鈔”發行對山西經濟社會的積極影響
1．統一貨幣制度,改變了當時山西金融界的混亂狀況。發行“晉鈔”是近代山西貨幣現代化的開始。貨幣制度統一和發行集中是貨幣現代化的兩個基本標志。民國初期，山西省內各種鈔票紛繁復雜，貨幣制度非常雜亂，嚴重阻礙著當時山西商品經濟的發展。“晉鈔”的發行對方便當時山西省內商品流通、改變貨幣混亂局面、解決貨幣計量單位不統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1919年《劃一幣制暫行規則》、《取締各縣紙幣規則》等條例的頒布與實施,使得“晉鈔”漸漸成為當時山西流通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紙幣。這在客觀上推動了山西貨幣制度統一的進程,起到了扭轉當時山西省金融業混亂局面的作用。發行“晉鈔”，真正執行貨幣功能,確實是當時山西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歷史必然。
2．改善了當時山西金融界組織機構殘缺的狀況。山西省銀行成立時屬于官督商辦的股份公司。有鑒于舊式金融業的種種弊端,山西省銀行先設立董事會、監事會機構,并通過公開選舉,產生了七董事、三監察及七侯補董事、三侯補監察。由于當時山西省銀行的股份來源比較復雜,各個股東都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造成董事會、監事會人數過多。董事會、監事會負監察職責,它上聯系總行經理,下聯系各個股東, 機構能夠正常運行主要通過信息反饋。總行、分行、支行各級經理的經營行為完全受董事會、監事會的監督。很多舊式金融業中的有識之士也曾想照此執行,組織股份銀行,但大多由于大東家的思想過于保守,多極力阻攔,思變設想終成泡影。
3.發行“晉鈔”促進了近代山西工商業的發展。山西省金融業的平穩發展,對山西工商業的推動和長久以來外貿劣勢的扭轉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當然山西省銀行發行“晉鈔”對當時山西的經濟發展所起的扶助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就在山西省銀行成立的1919年,一個意在振興近代山西工業為主的“厚生計劃”也相應出臺。該計劃囊括了煉鋼、煉油、機器、電氣、林業、農業6個方面的建設方案,并對每項方案的宗旨、設置項目,尤其是建設經費預算作了詳細的規定和計劃。其中用于工業方面的規劃建設經費最高,達2275.6萬。而用于農業和林業方面的建設經費也分別達到118.2萬和42萬。當時擁有紙幣發行特權的山西省銀行,正是通過不斷大量印發“晉鈔”,經營地產、投資工業,從而支撐著厚生計劃的順利實施。這種金融上的巨大支持使山西經濟在19世紀20年代期間得到了快速發展,為日后山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4.有力促進了山西公營企業的發展。閻錫山第二次上臺后，以“造產救國”為口號, 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新“晉鈔”的發行成了該方案能否執行的重要環節和保障。1932年3月,一個比“厚生計劃”更全面、更系統,幾乎包括整個經濟建設領域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出臺。在該計劃案中，不僅對傳統的工農業建設提供了進一步的規范和指導,而且對原來很少涉及的商業貿易、金融貨幣、交通運輸等都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重視。這個計劃案的執行雖然由于抗戰的爆發被迫中斷,但是山西經濟建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1936年山西糧食總產量達336萬余噸,這一水平直到1952年才再次恢復，山西農業發展創造了歷史新高。當時西北實業公司的創辦和同蒲鐵路的修筑則更是國內罕見,為世人所矚目。這些成績的取得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要有充足的資金支持,因此,僅從鐵路、墾業、鹽業三個專業銀號的成立就不難得出結論,沒有依靠官辦信用大量發行的“晉鈔”支撐,這一系列建設都將無從談起。從1932年到1936年的五年間,鐵路、墾業等四銀行號先后發行“晉鈔”達6291萬多元,其中“借款券”和“實物準備券”就占到其發行總量的一半,五年平均發行“晉鈔”1250余萬,幾乎接近了這期間山西“公營”企業資本年均增長量。事實上,當時通過發行新“晉鈔”支持山西各公營事業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動山西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客觀上也間接為山西初期抗戰提供了物質基礎。
三、“晉鈔”發行對山西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
1.“晉鈔”發行影響了全國幣制統一和貨幣發行權的集中。1935年，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一方面宣布放棄銀本位而確定以法幣為本位,結束了民國以來中國幣制紊亂的歷史；另一方面集中紙幣的發行權,規定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準許流通市面。而其他地方各銀行所發行鈔票雖仍然準許流通,但規定應該逐漸收回,從而被中央銀行鈔票所取代,以后各地方銀行不得繼續發行新鈔票。法幣政策的實施是應國外時局變化之舉，又是對清末以來關于幣制本位和統一主張的總結,其對當時中國財政、經濟和國防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法幣政策實施后,山西省銀行對“晉鈔”的變相發行,就對國民政府全國幣制統一以及紙幣集中發行計劃的實施,產生了消極影響。對于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山西雖然不像廣東、廣西、云南等省那樣明面拒絕,卻也只是陽奉陰違。閻錫山首先布告全省:“停止現金實行法幣辦法”,不過他隨后又說,“本省自應按照地方情形查照辦理,省銀行、鐵路銀號、墾業銀號、鹽業銀號所發行之紙幣仍照常通行”;此后不久他又成立了“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以“實物準備”為幌子,繼續變相發行晉鈔,使中央法幣政策在山西的推行大打折扣。
2.“晉鈔”發行是閻錫山為首的晉系集團的地方主義政治行為。如果說閻錫山前兩次發行“晉鈔”的政治目的不太明顯的話，“晉鈔”的第三次發行,完全是閻錫山為了維護他在晉西的統治,而在經濟上采取的剝削手段,跟前兩次“晉鈔”發行比較起來,第三次發行幾乎一無是處。很快地，隨著“晉鈔”的加速過量增發以及閻錫山推行反共政策,晉鈔信譽喪失殆盡、幣值暴跌，1930年通貨膨脹之慘劇再次上演。“其價值跌落之速,更非民十九年可比”。抗戰結束后,閻錫山重返太原,對于晉西各縣流通的“晉鈔”不聞不問,任由晉西各縣物價狂跌,流通滯塞,致使晉西人民損失極大。“晉鈔”三次發行，均致貶值，禍害山西人民,信譽盡失,閻錫山未敢再次發行。
歸根結底，山西省銀行等金融組織是閻錫山地方官僚資本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可能獨立地堅持什么貨幣發行原則。當政治、軍事形勢發生變化,對金融資本提出新要求時,這些金融組織也只有順從地大量發行無足夠準備金的紙幣,其結果所導致的消極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從本質上說,發行“晉鈔”是閻錫山為首的山西地方實力派,為穩定其在山西的統治,而在經濟上采取的必然措施。
四、結論
發行“晉鈔”是當時山西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民國初期，受戰爭影響，國內幣制紊亂，山西貨幣市場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山西省流通中的貨幣使用與民國后期山西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規模與程度不相適應，與本地賦稅、商貿和社會生活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軍閥混戰、中央無力統一幣制及集中發行紙幣的背景下,“晉鈔”的發行是客觀需要。
每一次“晉鈔”的發行前期都對各行業產生了積極影響,尤其對金融業的影響最大，這是符合山西省銀行成立要“調劑金融，扶持經濟”初衷的。雖然每一次“晉鈔”發行的后期最終都面臨著貶值的命運，使得“晉鈔”又成了官僚統治者掠奪人民的重要手段，給山西商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導致“晉鈔”貶值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原因，當時國內的政治局面和軍事斗爭的需要，伴隨著閻錫山政治野心的不斷膨脹，經濟手段完全服務于政治目的，使得“晉鈔”的發行越來越多，為其貶值和省行的改組埋下了伏筆。不過由于貨幣貶值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個普遍現象，因此，“晉鈔”貶值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的客觀社會經濟情況使然。
本文基于一定的史實，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考察晉鈔發行史，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發行晉鈔對近代山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