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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色GDP核算及應用淺析

當今世界,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成為制約人類生存發展的全球化危機之一。然而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卻沒有立足于可持續發展視角,重經濟增長,輕人類發展。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最核心的指標是GDP,然而“傳統GDP對于經濟發展中的社會的發展成本、經濟增長方式和為此所付出的代價、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社會財富的積聚和社會分配、社會公正等問題無能為力”。因此能夠將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涵蓋其內,能代表國民經濟增長凈正效應的綠色GDP核算在國內外達成一致共識。對我國而言,基于綠色GDP的核算不僅可以作為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依據,也是深入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礎和手段,同時還是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內在要求。
   一、綠色GDP核算的現實背景
   1.我國經濟“高速低質”的發展模式。中國GDP總量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按照“可持續指數”排名,中國卻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據測算,中國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超前透支獲得的。之所以出現差異如此懸殊,與GDP構成有很大關系。消費、投資、出口凈額等是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但我國長期以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當2008年金融危機使外貿狀況惡化時,投資成為保證經濟增長的主因。由于缺乏資源環保機制和法規的有效監控約束,投資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速了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當然這與“唯GDP至上”的政績考核機制也關系密切。
   2.我國社會目標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為關注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我國GDP告訴增長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能”的粗放型經濟作為支撐,不符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違背了“代際公平”的原則。因此應當轉變增長方式:由“資源-產品-廢棄物”的粗放式轉為“資源1-產品1-資源2-產品2”集約式的循環經濟模式。
   3.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局限。GDP作為一個國家社會財富總量的參考系,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經濟形勢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然而它只考慮了經濟活動的經濟性屬性卻忽視了其社會性屬性,未能體現出自然資源與環境對經濟活動的貢獻,將資源和環境視為游離于經濟過程之外的自然因素。
   如圖1所示,現行GDP核算只考慮資源的開采成本,忽略了資源的使用成本和環境成本,導致資源環境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并虛增了GDP。經過圖1所示傳導機制,最終加速了資源耗竭和環境降級。
   綠色GDP是指現有GDP扣除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后的余額,是將資源和環境納入經濟活動后對真實國民財富的科學計量和客觀反映。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綠色GDP核算成為我國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熱點。
   二、綠色GDP核算發展脈絡
   1.國外關于綠色GDP核算及應用的研究。國外關于資源環境經濟核算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各學者基于不同視角提出了相應核算指標,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提出可以采用“生態需求指標”(Index of ecological irement,ERI)來定量研究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壓力的關系;1972年,托賓(James Tobin)和諾德豪斯(William Narwhals)在其凈經濟福利指標(Net Economic Welfare)中考慮到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特征,指出應當將環境污染導致的福利損失從總福利中扣除,并以此對GDP進行調整修正;1990年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利用“可持續收入”來測算福利,其實質已經接近綠色GDP的內涵。
   從應用層面來看,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為綠色GDP核算體系確立提供了方向和原則;1993年聯合國推出了改進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1993)及其附屬賬戶體系(SEEE),該體系“既可以將核心賬戶中沒有反映的資源環境內容在附屬賬戶中給予充分反映,又可以使SNA核心賬戶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有利于歷史對比,也有利于各國實踐SNA的持續性”;2003年聯合國、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式出版《SEEE2003》,作為對1993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修正。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包括美、德、法、加、挪等在內的10余個國家初步建立并嘗試編制綠色GDP核算體系。
   2.國內關于綠色GDP核算及應用的研究。我國理論界對綠色GDP核算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于國際比較視角的研究,為我國綠色GDP的應用提供借鑒參考,如周龍(2010)《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與綠色GDP的建立》一文中對美國、日本、加拿大、德國、菲律賓、哥倫比亞等國綠色GDP核算體系進行了論述;二是基于核算方法技術的探討,如牛芳兵(2011)《綠色GDP與環境成本核算研究》一文主要內容即對環境成本核算方法的探討;三是基于某區域的綠色GDP核算,為區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如陳鐵華(2007)《江蘇省綠色GDP的核算及應用研究》和張婧、朱國偉、姚海燕(2007)《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綠色GDP核算―――以江蘇省為例》。
   從應用層面來看,2004年9月,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統計局在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論證會上論證通過《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這意味著中國綠色GDP核算體系框架已初步建立。
   三、綠色GDP核算存在問題及注意事項
   1.我國綠色GDP核算存在問題。綠色GDP核算是一個外延和內涵存有爭議、橫跨多個學科領域的世界性課題,就我國而言,對于資源環境經濟核算研究還不成熟,大部分研究屬于跟蹤國際最新成果,然后聯系我國現狀進行分析;我國已經在部分地區開展綠色GDP核算試點,并取得一些階段性成果,但距離形成一整套系統化、規范化在全國范圍內具有普適性的體系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全國范圍的資源環境信息數據庫尚未建立起來,對特定資源核算的具體技術方法也未達成共識。另外,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生存權和發展權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將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可以預見中國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實施將是一個逐步探索、逐步規范的漫長過程。具體而言,我國綠色GDP核算存在如下問題:







   (1)就市場層面而言,環境和資源的產權劃分不明晰,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估價困難。當前我國資源環境產權多屬于公共產權,資源環境消費的競爭性、排他性及有償性較弱,一直以來資源環境的價格與其內在價值間存在著較大的背離。另外,由于污染具有“流動性”“全球性”的特征,對資源、環境損失的核算難以確定合適的歸屬范圍,這使得產權界定變得困難。
   (2)就制度層面而言,首先,唯GDP至上的政績觀,增加了綠色GDP核算的實施難度。單純以GDP增長為業績衡量指標,會使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相脫節,因此,一方面,要將綠色GDP納入經濟社會綜合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必須變革現有的干部績效考核體系;其次,具體法規和制度建設還不健全,我國已經在戰略層次(可持續發展戰略、構建“兩型”社會等)上做出了部署,但在戰術、策略層次方面,與綠色GDP核算相關的資源環境統計規劃、統計制度和統計標準還未到位。
   (3)就核算數據及核算技術層面而言,問題包括:第一,我國缺乏核算基礎資料的數據庫,難以對基本資源價格和環境保護治理成本等進行科學準確的厘定;第二,環境要素、自然損耗量的估價方法和技術缺乏統一的標準,這影響結論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也使得核算方式外部效用(普適性)方面欠佳;第三,我國現行核算體系“重實物量核算,輕價值量核算;重人造資本核算,輕自然資本核算”,要實現觀念和行為的轉變,還需一段較長過程。
   (4)其它層面問題還包括:資源環境損失的滯后性問題;國際上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代際間的不公平等,在此不一一贅述。
   2.綠色GDP核算的兩點說明。
   首先,綠色GDP核算體系是對現行以GDP為核心內容的核算體系的補充而非替代。綠色GDP核算體系本質上是將資源、環境要素納入到現行經濟體系中,分析經濟活動與資源環境的雙向作用,目的是將資源、環境、經濟綜合考慮,正確客觀的反映人類真實的經濟活動成果。然而,GDP本身有著其內在的優良特性:基于真實的交易活動,具有客觀性和可靠性;國際上統計口徑一致,具有可比性;能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足夠的信息,具有相關性。因此,GDP在核算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很難動搖。在聯合國SEEA2003中,綠色GDP核算也僅僅作為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衛星體系而存在。
   其次,綠色GDP核算體系較SNA有所改進,但并非盡善盡美,還有很大改進余地。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提升和生存質量的惡化,人類開始反思其經濟活動的后果,最終將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進行內部化處理,即將資源、環境納入經濟活動過程予以測算和衡量。然而,受數據獲取、產權界定、貨幣化計量、統計口徑等條件限制,人力資本投資、幸福感、滿意度等并沒有囊括在綠色GDP核算體系之中。
   四、綠色GDP應用對策探究
   針對上述問題,在整理分析前人研究基礎上,歸納總結出如下對策。
   1.市場層面:明晰資源、環境產權,建立健全資源的價格體系。建立一支由資深專家學者組成的資源、環境產權問題課題研究組,率先構建起我國資源環境產權狀況的框架體系;通過建立試點,依據實際應用的經驗教訓不斷修正,成立由政府官員、專家和企業家組成的論證委員會,論證通過后,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執行。
   2.制度層面:首先,轉變各級政府和官員干部的績效考核機制,由追求“唯GDP至上”逐步轉變為實現“資源-環境-經濟綜合可持續發展”,依此,促使其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內化為自覺加強污染治理、注重資源保護的切實行動;其次,宏觀方面要加強環境資源的統計規章、制度建設,使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有法可依,微觀方面“要建立企業環境會計制度,奠定綠色GDP核算的微觀基礎”。再次,要完善環境資源統計指標體系和環境資源核算的核算方法,力求正確地反映環境資源變動的客觀實際,使國民經濟核算更能反映環境、資源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實際情況。
   3.核算數據及核算技術層面:首先,依據我國資源的賦存條件和特點,建立土地、礦產、森林、水、海洋五大資源和污染治理、生態建設兩大環境的基礎性數據庫,搭建綠色GDP核算的基礎平臺;其次,針對我國資源環境的特點,確定全國范圍具體、可操作性的核算技術方法。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面臨著重大的戰略機遇,同時大量深層次的矛盾也不斷突顯,綠色GDP核算體系,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化提供了指南。雖然當前我國綠色GDP核算在經濟、制度、數據和技術方法等層面還存在著諸多困難,但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和實踐應用范圍的拓寬,可以預見綠色GDP核算終將會在我國不斷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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