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貢獻不僅在于它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更在于它以此為基礎構成了和諧社會的基石。西方過濾理論和篩選理論都認為，“受教育程度可作為信號供雇主使用，并且有助于將雇員有效地分配到不同崗位?！保∕artin. Carnoy，2000）因此，在衡量個體能力的客觀標準缺位的人才市場里，高學歷常常在就業中占據很大優勢，接受高等教育意味著從事更高地位職業的可能性更大些，創造更高收入的機會也更多些。正是由于高等教育與個人職業地位、收入高低的巨大關聯性，使其成為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善自身處于弱勢者的生存狀態，實現在社會階層結構中上移的重要渠道。因此，高等教育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分層的變化趨勢，在現代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美國社會學家杰克思在《誰將出人頭地：在美國取得經濟成功的決定因素》一書中指出：“人們之所以上大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學位作為一張取得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門票?！比欢?，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一定的差距，高等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原本是增加低層社會成員收入從而加速階層流動和晉升的手段，但我國近年來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一方面，大學學費的不斷上漲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成本投入負擔；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每況愈下的就業形勢又使得各類大學畢業生的收益不如預期所想，甚至是差距很大。高等教育的高投入與收益相對下滑的反差，造成了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所特有的“教育致貧”現象，形成低收入家庭舉債進行高等教育投資，收益卻相對下降，從而減少高等教育投資，然后就導致了愈窮受教育愈少，受教育愈少收入愈少愈窮的惡性循環，如此下去，由于“馬太效應”的存在，高等教育的低收益經過代際傳遞，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與中高階層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使社會階層結構比例嚴重失調，教育本應成為促進社會公平的平衡器相反卻變成了加劇社會不公的加速器。因此，低收入家庭所面臨的高等教育收益降低的現實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不容回避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現象，深入分析揭示問題產生的經濟原因，對于現階段以及未來發展方向，顯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緊迫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現狀分析
（一）調查設計高等教育收益的實證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是CHIP數據，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所進行的全國調查中的中國農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調查得到的最具說服力的信息。抽樣調查收集到的數據包含了住戶成員有關收入、就業、教育、個人特征等方面較為詳細的信息。CHIP調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6年一共進行了4次，現階段能獲得的數據只有3年，從樣本數量的角度來考慮，本文選擇了2002年的數據來說明我國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現狀。用于分析的個人樣本的工作狀態為工作，收入信息沒有缺失，其父親或母親至少有一方的信息是存在的。通過整理和裁減得到的樣本共有1248個，這些樣本包括了個人及其父母的教育、就業、收入、消費等方面的詳細信息。
?。ǘ└鲗哟问杖爰彝プ优慕逃潭?本文按父親收入對家庭收入進行分類，以分析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情況，具體方法是首先對父親的收入水平按由高到低進行排序，位置在前30%的為高收入家庭，排序位置在后30%的為低收入家庭，中間40%為中等收入家庭，然后找出對應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程度分布。結果如表（1）所示，高收入家庭子女與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高收入家庭子女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24%，而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分別為9%和7%；進一步地，將大專文化程度加入，可以看到高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達59%，這一比例遠遠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分別為38%和32%）。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的是接受了中專教育，比例分別為32%和31%，而高收入家庭子女中專文化程度的比例僅為18%；低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為16%，中收入家庭為12%，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初中文化程度為6%，僅僅是中收入家庭的一半。結果顯示，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不如中、高收入家庭子女。
（三）各層次收入家庭子女畢業后年收入水平進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家庭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那部分子女的收入狀況，結果列示在表（2）中。發現兩個規律：第一，收入水平存在著代際延續性，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接受了較高層次的教育，其平均收入仍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第二，無論屬于哪一個收入層次，在同一收入層次內，大學畢業子女的收入水平高于高中畢業子女的收入水平，體現了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
?。ㄋ模└鲗哟问杖爰彝プ优叩冉逃找媛屎途蜆I差別 本文利用擴展的明瑟收益方程ln（Y）=a+bS+cX+dX2+∑eiZi+ε對不同收入家庭高中、大學畢業子女收益率進行估計。其中∑eiZi為高中畢業學校類型變量、高中學習成績變量、單位性質變量、性別變量、第一份工作前等待時間變量、父親收入變量、母親受教育年限變量。需要說明的是，高中畢業學校類型變量、高中學習成績變量、單位性質變量均被處理為虛擬變量，其中高中畢業學校類型變量以普通學校為參照組，高中學習成績變量以排名中等及以下為參照組，單位性質變量以非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為參照組。表（3）的測算結果也是支持低收入家庭存在顯著的收入代際傳遞性，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明顯低于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另外，從就業情況和工作穩定性也可以提供佐證：從表（4）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就業方面，低收入家庭子女找到第一份工作前的等待時間長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而低收入家庭子女進入企業的比例要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但進入企業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是進入了競爭性行業，進入壟斷性行業的比例又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同等學歷條件下，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難獲得進入正規單位的機會；在工作的穩定性方面，低收入家庭子女固定或長期合同工的比例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就業相對而言更不穩定。因此，就業的差別導致了低收入家庭子女和中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差別，進而形成低收入在代際中的轉移。
三、我國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低原因分析
?。ㄒ唬└叩冉逃杀拘б娣治?從一般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收益分析來看，假設預期收益不變，教育投入越多，收益率就會下降；同理，假設成本既定，收益的減少也會壓低教育的收益率。
?。?）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析高等教育既能夠使整個社會獲得收益，也能夠讓接受高等教育的個人獲得收益，按照“誰收益，誰投資”的原則，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國家和個人共同承擔的。因此，在總成本既定的條件下，國家承擔的高等教育支出和私人承擔的高等教育支出常常是此消彼長的。
第一，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不足。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化的發展趨勢，特別是擴招并軌以后，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規模迅速擴張。全國普通高校本?？普猩鷱?998年的108.4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599萬人，10年的時間猛增了4倍多，從2001年到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的增長率一直保持著10%以上的高增長率，但我國高等教育投資與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規模出現嚴重的不協調現象。一是高等教育政府總投入不足。從總量上來看，我國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是不足的，所謂的總投入不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和一個國家的GDP相比較而言的。高等教育事業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可以反映高等教育公共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一般經濟越發達的國家這一比重越高；相反，經濟狀況較差的國家這一比重偏低。具體來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為2.87%，到2002達到進入新千年以來的最大值3.14%，隨后兩年表現為下降的趨勢，到2004年又回落到2.79%，2005年小幅增加到2.82%，到2007年進一步提高到3.32%。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約8%的速度增長，財政性教育經費在總量上也表現為上升的趨勢，但從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來看，則基本維持在2%~3%之間，并沒有隨著GDP的增長而出現同步增長，一直沒有達到《教育法》規定的4%的水平。每個國家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有高有低，從表（7）可以看到，即便是從同一個國家的縱向比較來看，也有升有降，但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大多平均在4%以上。較之于世界水平，我國政府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也是偏低的。首先，與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相比。以我國這一比例最高的年份2002年為例，我國只有3.41%，而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指標平均水平在1995年就已經達到4.6%見表（8），差距是顯而易見的，與世界平均水平5.2%差距就更大。其次，與我國發展基本處在同一個級別的亞洲國家比如蒙古、印度和泰國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蒙古始終保持在6%以上，泰國在4%左右，即便是收入水平較低的WEI（世界教育指標）項目國平均也達到了5%，相比之下，我國到2007年也始終沒有超過4%的比例。再次，與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和日本相比，我國教育經費的公共支出部分更顯不足：例如美國政府公共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平均維持在5.6%，高出中國近2個百分點，日本為4.3%，也要高出我國1個百分點。OECD國家在1998年政府教育經費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平均達到5.5%。最后，按照學者們測試的人均GDP指標。陳良琨教授等曾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測度經濟發展層次，以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資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教育投資水平的衡量標準，通過計量分析計算得出了教育投資的國際水平。選擇了38個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國家作為分析對象，建立數量模型，把1961年至1979年共19年的統計數據，以1980年美元價格計算，通過OLS分析，算出了相同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政府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總值的比例，即政府教育投資的國際平均水平，得出的結論如表（9）所示。按照我國目前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標準，則要求財政性教育經費應該保持在4%以上，而目前這一指標遠沒有達到上述水平。二是高等教育生均投入不足。2007年，我國普通高校經費總投入為3634.19億元，高等教育經費占全國教育經費比重達到29.9%。按照高等教育的財政性經費占總財政性教育經費的20%-30%的一般比例，從絕對數量來看，高等教育經費的總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相對于高速擴張的辦學規模，生均投入變化卻不大。從表中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5年期間，高校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和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的增長率遠不及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甚至還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此外，高校擴招十年，高校的人均用人成本至少上漲了一倍。也就是說，原來夠兩個人用的開支，現在只夠一個人用了，而且人員開支占了全部支出的50%。因此，如果把通脹、工資增加等因素考慮進來，高等教育實際的生均投入是下降的。總而言之，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對教育投資的需要看，無論是總投入還是生均投入，政府投入規模相對較小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這兩個指標的增長速度總也趕不上高校招生規模的迅速擴大，現階段的高等教育投資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難以滿足高等教育正常發展的需要。
第二，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增加。我國普通高校教育經費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從l998年的383.78億元增至2008年的2062.46億元，但國家公共支出占總成本的比重卻從1998年的64.16%下降至2008年的47.45%，下降了16.71個百分點，個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中所承擔的成本分攤是越來越大了，突出表現在大學學費的增長是突飛猛進，從1996年的1319元，2001年增加到每學年平均3895元，到2004年普通高校學費基本上都在每人每學年5000-8000元不等，較之擴招以前，翻了近兩番（曾德鵬，2009）。從表（10）中可以明顯看到，高等教育個人教育經費，也就是家庭和個人所承擔的學費和雜費，占高等教育總經費的比例自1998年開始，逐年提升，1998年個人教育經費占總經費的比例為14.29%，增加到2005年的31.53%，2006年這一比重小幅下降至29.63%，但2007年和2008年又反彈到接近34%的份額。十年間，個人和家庭在高等教育的支出負擔上升了近十個百分點，呈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
綜上所述，我國在高等教育政府投入的低力度，加之我國人口數量大，年年擴招，無論是總投入水平還是生均公共教育經費與同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存在很大差距，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高等教育投資中的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形成的巨大缺口最后只能是由居民家庭和個人教育經費來彌補，最終導致了我國家庭和個人的高等教育成本連年上升。隨著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改革的發展，加之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家庭和個人對于高等教育的所負擔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講，高等教育不斷上漲的高投入所帶來的日益沉重的負擔更讓他們不堪重負。1996年，《普通高等學校收費管理辦法》規定高校收取的學費最高不得超過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25%。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由家庭和個人承擔的學費所占高等教育成本中的比例已經超過這一上限。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特別是農村家庭以及一般工薪家庭這些低收入家庭更是難以承受高額的高等教育個人成本所帶來的嚴重負擔。目前，我國理工學科是每生每年大約12000元至16000元，人文學科是每生每年大約12000元至14000元（鄧聿文，2004）。在我國，2009年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5153元，以三口之家計算，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51525萬元，農村15459元。大學生年均支付總費用（學雜費加生活費，按5000元的學雜費，9000元的生活費）14000元計算，超過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接近甚至超過農村家庭的全部收入，遠遠超過國際慣例。另外，非官方調查統計表明，我國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個人財富。這說明，我國絕大部分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大學生的支出水平對這些家庭而言負擔較重，很多家庭甚至到了節衣縮食和舉債的程度。盡管如此，低是收入家庭仍然愿意不惜代價對高等教育進行投資，支持其子女完成高等教育，根本原因就在于希望通過高等教育使其子女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最終形成更高的勞動生產效率的潛力，從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具備競爭優勢，通過獲得高學歷幫助他們就業于一些收入較高的部門、行業、地區和企業，從而獲得更高的收入，使之前相對于低收入家庭的巨額投入等到經濟補償，提升低收入家庭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扭轉貧困的代際傳遞效應，最終擺脫貧困。
（2）高等教育的收益分析。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堅信，資本市場內的信貸約束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對教育的投入，他們對教育的投資離最優高度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率應該遠遠超過高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率。但是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益和收益率明顯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出現這中反差現象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總體而言，高等教育對于收入，也即高等教育的收益的正向影響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就業的實現，與高等教育個人分擔的成本節節攀升相對應的不是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的穩步提高，卻是就業和收入的每況愈下。通過表（11）對2001年到2009年高校畢業生數量及就業情況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短短十多年的擴招歷程，大學畢業生人數每年遞增，但就業形勢日益嚴峻，曾一度出現教育滯脹現象，就業率的走勢是越來越不盡人意，從2001年的80%，連續四年走低，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73%，隨后的2005年的就業率小幅至76%，提高了3個百分點，緊接下來的2006年到2009年又呈下降的趨勢，2009年我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降到了新世紀以來的最低點68%，與2001年的高位相比，下降了12個百分點之多，基本形成供過于求的局面，高學歷低就業的現象逐漸增多，乃至出現了大學畢業生“零報酬”就業等絕無僅有的現象。根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山東省甚至有8萬人放棄高考資格，主要就是因為很多農村家庭子女由于完成高等教育以后很難正常就業而事先自愿棄權。更為嚴重的是，即便是經過激烈的競爭，最終獲得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后的平均工資水平上并沒有相應提高，相反出現下滑的趨勢：從2002年的1700元，下降到2004年的1333元，隨后經歷了2005到2007年短暫的上升期，馬上有陷入降低階段，從2007年的2289元下降到2009年的2000元，如果扣除物價上漲等通脹因素的影響作用，大學畢業生艱難就業后的報酬整體水平幾乎是停滯不前，甚至是相對降低的。應該強調的是，雖然高校招生規模在不斷擴大，但是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就業率及起薪都在下調，整體上出現了學歷貶值。換言之，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家庭或者個人的投資并沒有帶來收入的增加，這也就從經濟角度解釋了高等教育家庭和個人投資收益率偏低的原因。進一步探究高等教育家庭和個人投資收益比較低的深層次原因，則主要是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化障礙和高等教育數量和質量失衡所造成的。
（二）我國勞動力市場化障礙 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是人力資本理論成立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合理的競爭和流動才能實現個人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使代表勞動生產率的工資水平真實地反映雇員所受教育的水平，通過受教育者的經濟收益完全地體現由于接受更多的教育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勞動力市場機制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的競爭，市場秩序混亂，人力資本流動不暢等問題，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由于受到勞動力流動性約束的制約而無法正常地通過人才交流和勞動力市場競爭而獲得合理的勞動報酬，扭曲了個人收入和教育的關系，使工資所反映的教育經濟收益失真，從而也就降低了教育的個人投資收益。因此，健全的勞動力市場和完善的運行機制是制約教育個人投資收益高低的關鍵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十四大以來，我國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和重點建設，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由于計劃經濟的遺留問題及一些體制性因素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致使現階段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仍處于發育不成熟、不完善階段，勞動力的競爭和流動過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計劃和行政性質的殘留，這也導致了我國的工資政策和工資形成與晉級機制中剛性化和行政化的影子仍然很明顯，勞動力市場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之間存在比較強的分割性，致使勞動力市場環境出現嚴重的流動性障礙，所以，個人收入無法真實反映其受教育程度，更不能反映個人能力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實際貢獻，阻礙了教育優化經濟收益的實現。因此，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不成熟和不健全以及由此引致的收入工資分配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科學共同作用于我國個人的教育投資回報，這樣，從高等教育的層次來看，大學畢業生即使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的知識技能可以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也有可能不會給其個人收入帶來應有的優勢和增加，造成了我國教育個人經濟收益偏低的局面。另外，需要關注的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代際轉移問題也是造成貧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偏低的一個重要因素。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由于歷史和傳統的原因，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顯著的作用超越了勞動力市場有限的作用也制約了教育經濟功能的發揮和教育經濟效益的實現。尤其是對于低收入家庭，社會政治資源的約束更為明顯，導致其子女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比較劣勢。這主要是因為低收入家庭由于經濟上的貧困使他們在社會分層中出在低層的不利位置，占據的信息資源稀少，可以利用的人脈稀疏，在子女尋找工作的過程中，能夠提供的幫助和便利條件很少，造成就業渠道狹窄，特別是獲得一些高收入的高職位，干部身份、家庭背景和收入等因素或許比更高的教育程度更有影響力和決定作用，結果就是低收入的代際傳遞，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因此，與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即使低收入家庭勉強支持子女完成了高等教育，他們在就業上依然是處于劣勢，實現比較高的教育投資回報的機會更小。
?。ㄈ└叩冉逃臄盗亢唾|量高等教育高速擴張的結果是，在數量上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趕超，但從經濟學視角來看，如果高等教育的規模日益擴大，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甚至超過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必然會造成工資水平的下滑。如果此時高中教育程度的勞動力供求關系相對穩定，那么兩個不同受教育層次的勞動者人均收入的差距就會相對縮小，高等教育的個人收益率也就出現相對降低的情形，這就是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在高等教育個人收益率方面發生的相對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高校擴招順應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但作為核心的高等教育的質量卻沒有明顯提高。一是高等教育配套設施的滯后發展。盡管政府歸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和學生學費的逐年增加，但相對于迅速膨脹的大學招生規模，高等教育發展在資金方面的需求還是顯得捉襟見肘，特別是一些軟硬件設施的不配套，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過程中處于相對比較重要位置的教師隊伍問題比較嚴重。從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負擔學生數量的情況中就可見一斑。從我國高校擴招以來，普通高等院校的師生比大幅度增加。如表（12）所示，從1997年的7.8人，上升到2006年的17.8人，增長了兩倍多。清楚地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在師資條件方面的相對落后的發展。另外，由于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相對不足，致使高校專任教師通過進修和培訓等方式提升自我素質的途徑受到限制，以2000年我國29個專業技術系列為例，共有157.3萬人具有副高級以上職稱，僅占技術專業人才總數的5.5%，故而從整體上講，突顯出教學改革和創新能力弱、知識更新速度慢等發展缺陷，導致高等教育與社會生產生活和市場需求的錯位和脫節，嚴重制約了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從而影響到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經濟功能的正常發揮，出現大學畢業生能力與其學歷不符，不能勝任相應工作崗位職責等負面效果，降低了企業對高等教育文憑的預期，縮減需求，這就直接影響到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和薪資水平的增長，進而壓低了我國高等教育個人的經濟收益率。
對于低收入家庭子女來說，除了高等教育整體質量水平不高的外因阻礙了其能力的提升，還有就是比較特殊的內因作用：大多數低收入家庭學生由于家庭經濟原因，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存在嚴重的自卑和冷漠心理。一些貧困生很少或不愿參加集體活動，也就少有機會鍛煉自己各種社會組織活動能力，認識社會、融入社會等能力不足，類似種種由于家庭背景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造成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子女即使完成了高等教育，但仍然在各種知識層面顯得不夠廣闊，思想、學習、工作以及人際交往等綜合素質比較薄弱，他們表現出的這些心理傾向是影響其學習生活以及自我完善和全面發展的重要障礙，導致他們在求職過程中處于相對劣勢，加大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就業難度，最終影響高等教育投資收益的實現或者是降低高等教育個人投資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