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審計作為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投資者會根據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出具的審計意見來判斷投資風險，進行投資決策。因此，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與審計質量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審計收費的標準確定的合理與否，會對審計的獨立性與質量產生影�，因此有必要對審計收費的影�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國外關于審計收費問題的研究已經有將近30年的歷史。其中，Simunic最早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可能影�審計收費的十大因素進行了考察，發現資產規模、控股子公司數目、行業類型、資產負債率等都是影�審計收費的重要因素。相對而言，由于數據缺乏，國內關于審計收費的影�因素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自2001年中國證監會發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范問答第6號――支付會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這才意味著廣大的信息使用者可以通過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信息獲得注冊會計師為其提供審計及相關服務收費的信息，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數據來源。劉斌（2003）利用Simunic模型對中國的上市公司審計收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規模、經濟業務的復雜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我國上市公司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影�審計收費的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是會計師事務所層面（如事務所規模、審計師變更、審計任期等）；二是上市公司層面，除了一般的財務數據外（如資產規模、應收賬款比例、存貨比例、資產負債率等），主要集中于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如董事會特征、審計委員會特征等）。但是，這些研究很少涉及股權治理結構對審計收費的影�問題。眾所周知，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對公司經營者行為構成一定的制約作用，減少其為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的會計操縱，從而增加財務報告的可信性。然而，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內容之一，并且完善有效的股權治理結構能夠降低注冊會計師承擔的審計風險，進而對審計收費定價產生影�。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股權結構（是否存在制衡股東、最終控制人性質、股權制衡度）對審計收費的影�。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公司治理結構包括很多組成部分，如董事會結構，監事會結構，審計委員會的組成，股權結構等等都是公司治理結構建設的重要內容。關于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收費的影�，國外學者大多數都是從公司治理結構的成分出發研究其對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收費的影�，然而，研究的結果并未達成一致。Ferdinand A．Gul（1998）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審計收費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認為獨立董事人數在董事會中越多，則董事會獨立性越強，審計師作出的風險評估水平越低，相應收取了較低的審計費用。Llein（1998）發現，獨立于CEO的董事會更能對財務報告過程提供有效的監督；兩者職務合一降低了董事會的監督效果，其控制風險較高，審計師會高估控制風險水平，實施了更多的審計程序，從而提高了審計收費標準。Abbott等（2003）利用美國2001年非管制行業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在控制了審計收費的的一般影�因素（公司規模、經濟業務的復雜程度、事務所特征等）的基礎上研究了審計委員會人員構成、是否有財務專家、一年內開會的次數對審計收費的影�，結果發現，完全由獨立董事構成，且至少有一位財務專家的審計委員會對審計費用有顯著的（正）影�，即增加了審計收費，而審計委員會一年內開會的次數對審計費用不具有顯著作用。與此相反，Xie（2003）研究發現審計委員會中外部獨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至少擁有一名財務專家或公司明確規定審計委員會對財務報告與外部審計的監督權時，公司進行激進型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降低。該研究說明，審計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盈余被操作的可能性，從而降低了審計風險，最終降低了審計收費。
（二）國內文獻
我國李補喜和王平心（2006）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審計收費顯著負相關，這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一致。蔡吉甫（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會計師事務所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收取了較高的審計費用，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審計收費呈現出正U型的非線性關系。而郭夢嵐（2009）利用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07年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卻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的審計收費要低于非國有控股公司的審計費用。另外郭夢嵐還初步嘗試檢驗了股權制衡度對審計收費的影�，發現兩者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但研究中并沒有區分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股權制衡，而是對所有樣本進行股權制衡的檢驗，因此該結論需要進一步的論證。高明明、高瑩（2008）利用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采用將解釋變量逐一代入的方法，研究股權結構審計收費關系。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在10％水平上與審計收費顯著正相關。這與蔡吉甫（2007）的研究結果不同。
綜上所述，關于公司治理對審計收費的影�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而且很少有學者從股權結果的角度去研究審計收費問題。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對公司股權結構（是否存在制衡股東、最終控制人性質、股權制衡度）與審計費用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本文從股權制衡、最終控制人性質與審計費用的關系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1）股權制衡與審計收費。根據股權結構的理論，從整個企業界來看，可以把股權結構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股權高度集中，公司存在一個絕對控股股東；二是股權高度分散；三是股權相對集中，公司存在一個相對控股股東，同時還有其他大股東，即存在制衡股東。依據代理理論，由于公司兩權分離，股東需要對管理層進行監督。但是，鑒于監督成本的不可分攤性和監督收益按持股比例的均分性，導致中小股東在收益與成本的權衡之下很少有動機實施監督行為。然而，大股東因持股比例較高使其具有較強的動機監督管理者的行為。因此，大股東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但與此同時，大股東的存在會造成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當大股東對公司具有絕對控制權時，他可以操縱管理層，通過提供虛假的財務報表，犧牲中小股東的利益，對公司財富進行掏空。控股股東謀取私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操縱公司盈余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從而導致會計信息質量的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提高。這樣，就會降低公司財務報告信息的真實性與透明度，從而加大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風險。然而，制衡股東的存在使得在股東層面，由于不存在絕對權力，公司控制權由少數幾個大股東分享，任何一個大股東都無法單獨控制企業的決策，重大決策要股東一致通過，所以大股東就沒有機會通過損害其他股東獲利，只能轉而通過采取更有效的經營措施，獲得更多的利潤與所有股東共同分享，股東的權力受到制約和監督。再者，股東間的制約使得對董事會的權力、行為的有效監督和約束得到落實，這樣就可以降低外部獨立審計師的風險，進而降低審計費用。因此提出假設：
H1：存在制衡股東的上市公司的審計收費低于沒有制衡股東的上市公司（其中第二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達到了10%就證明上市公司存在制衡股東）
（2）最終控制人性質（國有、非國有）與審計收費。當前，在我國上市公司中采用的股權制衡機制的設計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解決我國上市公司中的公司治理問題，需要引入新的利益相關方，打破股權制衡結構中的股東同質性。對符合股權制衡基本特征的公司，還需要考察其最終控制人信息和前十大股東間的關聯關系信息，避免形式上符合股權制衡但實質是一股獨大的情況。國有股權為政府所擁有，政府的目標在于社會利益最大化，而非國有控股股東的目標則在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股權分置改革后，因為其相應的利益所得直接歸屬于其自身，非國有控股股東更有動機來操縱上市公司盈余（Ding、Zhang and Zhang，2007；雷光勇和劉慧龍，2006），從而加大了注冊會計師審計的風險；另一方面，國有控股公司往往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和政治成本，其盈余管理行為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審計師花費的審計成本和收取的風險溢價更低。并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通常與政府之間存在較強的政治關聯，尋租能力較強，這不僅決定審計師的審計風險會較低，而且決定其在與審計師協商審計定價時的議價能力也更強。
H2：最終控制人性質是國有的上市公司， 其審計費用低于最終控制人性質是非國有的上市公司
（二）樣本選取
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A股2009年的審計收費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股權結構與審計收費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本文依據以下標準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篩選：剔除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小于10%的公司數據（這樣公司被認為不存在制衡股東）；剔除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數據；剔除年報中披露的審計費用包括差旅費半年度審計費用以及其他專項審計費用的公司數據；剔除數據披露不全的公司，最后得到有效樣本公司1003家。
（三）模型建立與變量定義
依據前面的理論分析，以Suminic關于審計收費影�因素的模型為基礎，構建了如下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LnAF=β0+β1 ZH +β2KZ +β3 EI +β4LnAsset +β5SqSubs +β6Inratio +β7Reratio +β8DE +β9YL +β10SWS+ε
其中，β0表示截距項，β1，…，β10表示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模型中的各變量說明如下：（1）被解釋變量：審計收費。LnAF為年報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包括：KZ：啞鈴變量，0表示最終控制人性質為國有，1表示最終控制人性質為非國有；ZH：啞鈴變量，0表示存在制衡股東，1表示不存在制衡股東；LnAsset:上市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SqSubs：上市公司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的子公司數目的平方根；Inratio:上市公司存貨與總資產的比例；Reratio:上市公司應收賬款與總資產的比例；DE：資產負債率；EI：非經常性損益的絕對值與總資產的比例；YL：盈虧狀況，0表示盈利，1表示虧損；SWS：會計師事務所規模（1為“四大”，0為“非四大”）。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列示了1003個有效樣本觀測值的變量描述性統計，年報審計收費的均值為66.97萬，最小值為10萬，最大值為560萬，兩者相差較大，表明上市公司審計收費存在明顯的差異。ZH變量的均值為0.72，表明在所有的觀測樣本中有72%的上市公司不存在制衡股東，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現象比較嚴重。另外，KZ變量的均值為0.42，說明樣本中有58%的上市公司最終控制在國家手里。
（二）回歸分析
表（2）是對模型進行多變量回歸分析的結果，調整R2為0.577，模型的解釋力度良好。從表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資產規模、非經常性損益、子公司數目、存貨比例、應收賬款比例、審計意見、盈虧狀況、事務所規模等控制變量后，ZH變量同審計收費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假設1。這就說明相對于一股獨大的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對存在制衡股東的上市公司收取了較低的審計費用。同時，KZ變量同審計收費也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假設2。這說明會計師事務所對最終控制人性質為國有的上市的收取了較低的審計費用，這個結論與郭夢嵐（2009）的研究結果一致，但同蔡吉甫（2007）的研究結果正好相反。另外，審計收費與總資產規模、子公司數目、非經常性損益比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正相關。說明在我國的審計市場中，上市公司的盈余質量也是影�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國際四大事務所由于其審計人員的高質量的專業性和服務水平以及較高的品牌優勢收費會比一般的事務所要高。最后，與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資產負債率、應收賬款比例與審計費用的關系并不顯著。說明公司的財務風險并不是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收費定價考慮的主要因素。
（三）進一步分析
股權制衡就是利用多個大股東互相制衡的機制，在減少控制權私人收益的同時，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一種股權安排模式。股權制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大股東的隧道行為，從而促進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改進，有效地降低審計師承擔的審計風險，并最終降低審計費用。這已經在前面得到了一定的驗證。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存在制衡股東的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是否同審計收費存在相關關系？是否是制衡度越高審計收費就越低？因此在原有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制衡度變量（ZHD）：第2至第5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與第1大股東持股比例平方的比值），利用存在制衡股東的上市公司對模型進行了再一次的檢驗。表（3）給出了相應的結果，顯示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與審計收費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其他變量回歸結果都與前面基本相同。
五、結論
本文從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的角度對審計收費的影�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性質、是否存在制衡股東都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定價考慮的主要因素。進一步研究發現，股權制衡度審計收費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的多個大股東之間存在同質性，相互之間缺乏監督和制約的動機。為此，本文還依據第一二大股東的性質將上市公司分成了四個小組（國有與國有、國有與非國有、非國有與非國有、非國有與國有）分別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分組之下股權制衡度與審計收費的關系還是不明顯，另外，四種類型上市公司的審計收費不存在明顯的差異（由于篇幅有限結果沒有在此列示）。這說明會計師事務所在對上市公司的審計費用進行定價的時侯很少考慮股權制衡度因素。可能的原因是有的公司表面看起來有很強的股權制衡，但實際上卻一股獨大。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考慮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系，再進一步檢驗股權制衡度的審計收費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