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有效的內部控制對保證財務報告質量，防范企業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隨著國內外一系列會計丑聞的出現，如何建立有效的內部控制成為各國監管機構關注的重點。美國于2002年頒布了Sarbanes-Oxley Act（薩班斯法案），這一法案的出臺有利于提高企業管理當局內部控制的意識，促使內部控制的改進，同時也提高了財務信息的可靠性，為投資者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是美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從自愿性到強制性的標志。2006年，我國先后發布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和《深證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分別針對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在內部控制目標、框架、內容和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規定，要求兩地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及注冊會計師對自我評估報告的審核評價意見。由此，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也從自愿階段進入到強制披露階段。2008年，財政部等五部門又頒布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監管機構只是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而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內部控制鑒證報告（IPO除外）尚屬自愿披露。在學術界，內部控制相關問題研究成為近幾年的熱點，主要表現在研究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規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現狀及改進、內部控制評價及審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等四方面（吳國萍，蔣麗霞，2009），而關于影響因素方面，主要涉及到公司治理（包括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二職兼任、委員會設立個數、監事會會議次數、獨立董事比例、國有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等）、審計情況（包括審計意見、審計中介、審計質量等）、上市情況（包括上市地點、上市年限、再融資要求等）、公司狀況（包括公司規模、經營業績、財務狀況、成長情況等）以及違規處罰等多個方面（張瑤，2008；林斌，2009；李少軒、張瑞麗，2009；楊有紅、陳凌云，2009；方紅星等，2009；陳艷等，2009；張穎，鄭洪濤，2010；宋曉文，2010）等，本文則是根據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相關理論，及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現狀分析的基礎上，針對上市公司特征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進行實證研究，本文所稱的公司特征主要從盈利能力、財務標桿、流動性、是否聘請四大會計事所務審計、是否同時發B股五項因素進行分析。而關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很多學者采用內容分析法，通過構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來衡量。這種方法首先根據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項目構建評分表或披露項目表，依據其詳細程度和是否披露進行打分，然后加總得到各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分數作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或者，將各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分數除以最大可能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項目得分之和，得到各樣本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但自從內控自評報告作為強制披露的以后，尤其是近兩年，所有的上市公司幾乎都按照要求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披露，公司間的披露差異在減少，這種方法的適用性和合理性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本文采用虛擬變量的方法，即若公司同時發布了內部控制鑒證報告則用1表示，若沒有，則用0表示。并選取了2009年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650家A股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公司特征與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間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認為在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產生逆向選擇問題。為了與經營業績差的公司區別開來，經營業績好的公司會選擇自愿披露，信息披露也會更加頻繁（Foster，1986；Miller，2002）。即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強，就有較強的動機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當公司的盈利能力達到一定程度時，公司治理結構就會相對完善，內部控制也相應健全，就會積極地對外披露內部控制信息。因此提出：
假設1 （H1）：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與內部控制披露水平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內部控制建設是一系統工程，需要從制度建設、各部門協調考慮。財務杠桿大的公司表明公司負債偏高，公司還債壓力大，有較高的財務風險，因此，沒有更多精力及資金建設內部控制制度，也無動力申請注冊會計師提供鑒證報告。因而提出：
假設2 （H2）：上市公司的財務標桿與內部控制披露存在負相關關系
財務狀況良好的公司其流動比率表現就大，有充分的流動資金進行內控建設，更愿意披露內部控制，顯示其資金的安全性， 增強債權人的信心， 吸引更多的資金，降低融資成本。因此提出：
假設3 （H3）：上市公司的流動性與內部控制披露水平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一般認為，四大會計事務所客戶多，更具獨立性，其外部監管的約束力也更強，因此，對上市公司的內控信息披露要求更嚴格，所出具的報告更準確，更可靠。如果上市公司聘請的會計事務所為“四大”，其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就會越詳盡，質量也會較高。因此提出：
假設4（H4）：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的上市公司更有意愿披露內部控制信息
同時發行A 股和B股的公司由于所適用的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與僅發行A 股的公司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從而可能導致信息披露水平的不同。若上市公司同時在不同地點上市，為了保證不同市場相關利益者對等的信息知情權，上市公司必須按照準則要求的披露相關信息。 如果依據我國準則來評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則其必然表現出更多的內部控制披露傾向。因此提出：
假設5（H5）：同時發行B股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內部控制信息
依據上述假設，可以初步地估計公司特征相關變量對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響方向，見（表1）。
（二）樣本選取 本文以2009年在深市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為研究對象，并從中剔除以下樣本：金融、保險行業上市公司（行業差異十分明顯，導致信息披露的內容存在顯著特殊性）；股票特別處理和特別轉讓（分為ST和*ST）的公司（由于股票的流動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所得相關披露信息結果將大打折扣）；數據不全的公司；2009年上市的公司（公司在上市過程中已聘請會計事務所對內控進行審核，年報可能未經鑒證，因此，這類公司特殊，從樣本中剔除）。剔除以上樣本后確定的研究樣本為650家，所選的樣本行業分布情況如（表2）。對650家公司進行統計發現：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根據要求公布了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而披露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的只有297家，占公司總數的45.69�，不到公司樣本總數的一半。
（三）變量定義 因變量與自變量選擇與定義如（表3）所示。在這些變量中，盈利能力、財務杠桿、流動性、是否同時發行B股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是否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信息來自于深交所上市公司年報及公告。
（四）模型建立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公司特征對內部控制鑒證報告披露產生的影響，本文以內部控制披露水平為因變量，以公司特征的五個要素為自變量，構建如下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1： IC =β0+β1ROA+β2DEBT+β3CURRENT+β4AUDIT+
β5AB+ε
各具體變量定義及其衡量參照（表3）。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4）反映了樣本上市公司相關變量的基本情況。可以發現2009年年報中樣本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IC）的平均值為0.46，樣本均值占最佳披露水平的比例為46%，沒有超過0.50，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的意愿并不高； 盈利能力分析凈資產收益率（ROA）最低為-75.41%，最高為37.39%，均值為4.31%，說明企業間經營業績差別很大，平均盈利能力還不夠高；財務杠桿（DEBT）也反應了兩極分化情況，最低1.77%，最高為126.24%，而均值47.24%，說明多數上市對財務風險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平均負債水平控制較好；流動比率平均值接近2，說明上市公司流動性處于正常水平，有一定的償還短期債務能力，且不同公司間差別很大，這可能跟行業的差異也有關系；而樣本公司中選擇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進行審計的只占4%，同時發行A股和B股的樣本公司也只有5%。
（二）回歸分析 本文采用了逐步回歸（stepwise）的方法對模型1進行了回歸分析，變量選取按照默認的標準，即F值的概率值小于0.05時進入，大于0.10時剔除。最終得到的回歸模型如下：模型2：IC=β0+β1 ROA +β2 DEBT +β3AB+ε
模型2的多元回歸結果見（表5）。可以看出，方差分析的檢驗結果F=16.916，p＜0.001，說明所建立的回歸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使用全部自變量來分析內控水平的多重回歸模型與數據擬合度較好；t檢驗結果三個自變量的t值分別為-3.499，3.152，-3.053，P值分別為p <0.001，p =0.002，p =0.002，說明按a=0.05水平，β1、β2、β3全不為0，自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線性關系；三個自變量的容忍度（Tolerance）都接近于1，而膨脹因子（VIF）均小于5，說明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性較弱；而根據D-W值，回歸模型的殘差相互獨立。但是，調整后的R2僅為7.3%，說明模型2中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能力有限，還有其他影響公司內部控制披露水平的因素有待探尋。（表5）的結果說明，公司盈利能力與內控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這與本文的假設相同（H1），即公司盈利能力越強，越有意愿披露內部控制制度；財務杠桿與內控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說明財務杠桿越高的公司越不愿意披露公司內部控制，這同本文的假設（H2） 是相一致的；公司流動性與是否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進行審計并無顯著相關關系；而有趣的是，同時發行A 股和B股的公司則與內控披露水平呈負相關關系，與本文的假設（H5）剛好相反，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的是因為，B股是歷史遺留問題，自2001年以后再無新股發行，B股市場融資功能幾近喪失，交易亦不活躍，從大的方面來說，B股市場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這些因素會使這些上市公司陷入不利局面，其盈利能力、財務狀況受到負面影響，王凱濤等（2004）也發現同時發行B的公司其經營業績要比單純發行A股的公司要低。因此，同時發行B股的公司與內部控制披露水平呈負相關關系。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發現，目前上市公司均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較為詳盡地披露了內部控制自評報告，而鑒證報告對外披露的比例占到45.69�，說明多數公司并無意愿對其內部控制進行審核鑒證并對外披露，這可能是出于成本考慮，另外也和公司內部控制本身有效性較弱有關系。影響上市公司內控信息披露水平的公司特征有：盈利能力、財務杠桿、是否同時發行B股。其中，盈利能力與內控信息披露水平顯著正相關，而盈利能力則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這可能是因為盈利能力好的公司也有較強能力承擔內控建設及信息披露等相關成本；財務杠桿、是否同時發行B股與內控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這與公司財務風險大，受B股市場拖累等因素有關系。而公司流動性與是否聘請四大會計事務所與內控信息披露水平并無顯著關系。通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議：上市公司應該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時要適度負債，保持良好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以建設合理有效的內部控制，促進公司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監管部門應采取措施鼓勵上市公司自愿進行披露，應盡快出臺B股改革方案，使其真正實現融資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