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根據波特（1990）定義，產業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聚集，通過協同作用，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目前產業集群已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引擎動力，在浙江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浙江“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發展浙江產業集群的目標，因此，其是否健康、持續發展直接影響浙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其能否健康、可持續性發展關鍵在于解決困擾產業集群中各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難問題，在于中小企業集群融資模式的發展和創新。
二、文獻綜述
從目前國外學者對產業集群的研究來看，其主要著眼于產業集群的產生原理、類型和成長性的研究，而對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問題的關注還比較少，尤其對于中小企業集群融資機制和模式的研究更是比較少。如Becattini（1990）分析了產業集聚地區的銀行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為地方銀行扎根于本地社區，與社區居民和企業的長期互動使得它具有信息優勢，這減少了信貸過程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增加了產業區內企業的信貸供給。Rosenfeld（1996）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產業集群必須具備廣泛的社會聯系和相互信任，并已經建立暢通的信息流動機制，而這個暢通的信息流通機制則剛好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中的信息不對稱這一障礙，從集群融資效率角度解釋了其融資能力較高的原因。意大利學者S.Fablani、GPellefrini等人（2000）則從實證角度出發來論證產業集群所具有的融資優勢，他們根據10 939家意大利企業在1995年的財政報表數據，對比分析非集群企業與集群企業在融資上的差別，發現沒有發生集聚的意大利南部企業在向金融機構融資時要比北部和中部產業區內的企業支付更高的利息，面臨著更為嚴重的信貸約束，與孤立的中小企業相比，產業集群內的企業在融資條件上大大優化，融資成本更低。
比較而言，國內學者對于中小企業集群融資問題的關注雖然開始較晚，但近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已逐漸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領域的熱點。主要從集群融資的優勢和集群融資的模式來探討集群融資問題。陳曉紅（2000，
2003，2008）分析了產業集群提高中小企業融資能力的經濟機理，并針對產業集群融資體系建立過程中所涉及到的諸如中小企業信用行為特征、風險度量以及政府的作用等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和理論闡述，認為集群信貸渠道融資中，互助擔保模式是目前產業集群中中小企業融資的最優模式。魏守華（2002）指出由于產業集群內部交流機制增加了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對稱性，降低了銀行貸款的交易費用和信貸風險，因此在銀企之間重復的動態博弈過程中，兩者之間能形成均衡，形成穩定的合作關系，從而克服集群內中小企業信貸抵押擔保不足的障礙。張炳申等（2003）在魏守華研究結論上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中小企業集群所具備的規模效應和乘數效應，具有較明顯的經濟總量放大效應。張淑煥、陳志蓮（2006）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討了集群內企業實現信譽鏈和融資鏈的流程，重點研究了中小企業集群的融資優勢特征。
從上述情況看，國內外專家學者對于集群融資問題研究大多局限于中小企業集群債權融資中的銀行信貸融資，認為產業集群中的中小企業在銀行信貸方面存在著許多天然的融資優勢。但從實際的運行情況看，產業集群的金融需求引致效應并未得到充分的發揮，集群內中小企業融資難特別是貸款難問題，相較非集群中小企業并沒有太大的改觀。因此必須從浙江實際出發，探尋一條適合浙江產業集聚發展特點的融資道路，實現產業集群中小企業的融資創新。
三、產業集群環境對中小企業集群融資行為的影響分析
集群的新產業區理論代表人物Becattini（1990）指出“集群是一個社會和地域性的實體，它是由一個在自然和歷史所限定的區域中的人和企業集合的特征所決定，也就是區域內行為主體之間的正式合作聯系及其在長期交往過程中所發生的非正式交流關系”。任何經濟活動必須依托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和自然環境而展開，產業集群內中小企業的所有行為都必須受制于集群所處的區域和地方環境，特別是金融資源環境、社會資源環境等。
（一）金融資源環境對產業集群中小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HughPatrick（1966）在“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一文中指出金融服務的需求方，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會產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作為對這種需求的反應，金融體系會不斷發展。產業化發展導致了對金融資源需求的增加，即從需求者角度推動區域金融的發展、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資源的豐富，更有利于中小企業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但是，金融資源更傾向于流入交易費用更低、違約可能更小的“集群洼地”，這也正體現出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效應。中小企業這種天生的“規模約束”在金融資源獲取上的劣勢，更進一步引導中小企業的集合化融資傾向，以解決金融資源分配上的“規模歧視”問題。
（二）社會資源環境對產業集群中小企業融資行為的影響
社會資源根植在社會資本網絡中，而根據Alejandro Portes（1985）的定義，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而國內的專家學者更多地把社會資本更通俗地理解為社會關系網絡和經濟關系網絡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社會結構性資源，如區域的文化、信任、合作、規范等的總稱。影響集群內中小企業融資行為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一是集群文化傳統對融資行為的影響，文化傳統的差異會使各地區集群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表現在融資上，沿海地區開放度、重商度、社會信任度等都遠遠高于內陸地區，這就為民間金融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土壤。在沿海地區產業集群中，自發的、創新性的融資方式層出不窮，有的民間金融服務機構經歷市場選擇和政府規范后，逐漸發展成為城市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如浙江臺州“泰融”，實現了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跨越。二是由于地理的接近性，集群內眾多企業之間的關系比非集群傳統企業之間更為緊密和頻繁，往往表現為由多個單鏈式供應鏈為基礎的組成單元，通過平行運作、相互聯系而形成一個聯合體，這就構成了產業集群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而這種“嵌入性”的特點，具有提高中小企業信任的作用，即在產業集群內，相比與非集群地區，中小企業的信譽度更高，發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概率也更低。也就是說集群的社會環境資源對中小企業融資行為具有促成其誠信交易的作用。
四、浙江產業集群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ㄒ唬┢o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劇了集群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隨著國家貨幣政策的進一步趨嚴，銀根緊縮，貸款更難，資金成本也更加高漲。據浙江統計局公告，至2011年2月底，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銀行貸款余額和流動資產分別增長17.8%、27.3%，增幅比2010年全年分別低2和0.5個百分點；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已超12%，在中小企業集聚的溫州，溫州銀行目前基本停止了對中小企業的放貸。而另一組數據也從側面論證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2010年，溫州市有2 000多家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半數為制造業及關聯企業；溫州制鞋企業從2003年的4 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 000多家；溫州緊固件行業近幾年已消失的企業超過1 000家；溫州金屬打火機企業從鼎盛時期的500多家減少到100余家。從浙江全省看，在未來利率和準備金率仍可能多次上調的預期下，銀行加強了貸款重新定價周期管理，借款周期日益縮短，對利率重新定價的頻率遠超以往，雖然2011年8月份金融監管部門透露下半年貨幣政策或適當微調，將采取“定向寬松”方式，適當放松融資條件限制，但貨幣政策整體上難言放松，集群內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依然嚴峻。
?。ǘ﹨^域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金融結構和金融體系存在著融資結構單一、組織結構過度集中、競爭性的區域金融市場尚未形成等問題。浙江相對于全國而言，其金融發展水平處在全國領先地位，但區域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依然存在。在目前以銀行直接融資和國有銀行為主導的區域金融結構中，必然要求金融資源配置偏重于大企業，而高成長性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則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如在義烏產業集聚區目前就已擁有銀行業金融機構18家，對于這樣的縣級市而言，可謂金融機構林立，但就是在這樣的布局下，義烏產業集群內的大量中小企業仍存在著融資難問題。據義烏銀行業資深從業人員透露，目前在義烏，民營金融機構的貸款中大約65%是投向中小企業的，一般的股份制銀行這一比例則為40%左右，有的還不足40%，而所謂的國有大銀行這一比例則只有20%左右。金融相對發達的義烏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五、浙江產業集群中小企業融資創新的建議
浙江省政府在最新規劃中提出，未來十年全省要初步建成一批產業競爭能力強、要素利用效率高、創新能力提升快的產業集聚區，而同時隨著產業集群的成長，集群的融資需求也日益增加。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框架。但從當前情況看，應因地制宜，著重建立符合浙江金融環境和產業集群發展特點的應對措施。
?。ㄒ唬┘訌姷胤秸诩喝谫Y環境改善中的主導作用
中小企業集群是介于純市場組織與純企業組織之間的一種中間組織，它同任何事物一樣，有一個自組織發展過程，即會經歷形成期、發展期和衰退期。經濟學家Porter（1998）認為“政府的政策對集群的形成、發展模式和發展周期都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在產業集群不同的發展階段，地區政府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經濟資源優勢和降低政府參與的成本代價，在拓展集群融資渠道的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扶持方式。目前，浙江的產業集群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階段性的瓶頸期，因此亟需政府采取主導性的政策導向，“堅持以企業為主體、政府為主導的原則”，加大力度營造一個公正、透明、平等的環境，幫助產業集群的發展突破現時障礙，特別是產業集群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一是可引導基金、通過政府信用吸引民間資本的積極參與等手段來代替初期的財政撥款等。二是地方政府可設立專門的信用合作機構，也可利用已有的行業協會開展信用合作，或者在核心企業為龍頭的集群內構架以核心企業為平臺的信用合作組織，通過建立借款人信用認證、紀錄和征信體系，有助于提高群內企業的還貸約束力和信用程度，進而提高集群內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三是構建產業集群的信用評價體系，即集群所處制度風險、產業結構風險和經濟周期性風險等，充分發揮政府的正外部效應作用。
（二）創新現有正規金融投入渠道，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
調整國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高度壟斷、中小銀行數量嚴重不足的格局，積極、穩妥地發展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及其他中小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從而構建包括小額貸款公司在內的多元化的金融支撐體系。
小額貸款公司是近年來逐漸興起的，由自然人、企業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對滿足包括小企業在內的小額信貸需求發揮了積極作用。其本身就定位為中小企業、微小企業服務。小額貸款公司在資本結構上先天具有幫扶中小企業發展的能動性。據浙江金融辦的監測報告顯示：2010年度全省小額貸款公司累計向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發放貸款399億元，在舟山普陀海洋產業集聚區，普陀區匯潤小額貸款公司2010年前9個月發放貸款資金3億元，占當地前三季度漁業總產值的13%；在紡織產業發達的紹興縣，紹興縣匯金小額貸款公司通過加強與政策性擔保公司合作，采用“封閉運作，對應操作”的方式，為80多家中小企業發放搭橋貸款1 100多筆，累計放貸20多億元?？梢姡☆~貸款公司對集群中小企業的融資作用十分明顯，有力推動了產業集群的發展。
?。ㄈ┏浞职l揮集群社會資本的特點，規范發展民間金融
集群內的中小企業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區域內，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有很強的關聯性，它們往往根植于當地社會文化、歷史傳統、制度和空間背景中，構成一個集群內的社會經濟網絡關系。中小企業集群融資的優勢根源于集群的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間基于分工協作的廣泛聯系和相互依賴，基于專業化的產業環境和本地環境的“根植性”，由此而產生信息機制、信任機制、聲譽機制、社會懲罰機制等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融資條件的內在效應。而民間金融的交易雙方普遍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其運行主要依賴其隱性擔保機制、基于重復博弈的聲譽執行機制和基于社會嵌入性的關聯博弈的聲譽執行機制，而上述執行機制都是以社會資本、聲譽價值作為基石的，因此民間金融的內在運行機制與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是耦合，它們之間具有必然的聯系。另外一般地區經濟越發達，可提供的民間金融渠道和數量也越多，產業集群所在的區域由于經濟發展迅速，也造就了一批擁有富裕資金的民間投資者。由于地理的鄰近性和交流接觸的頻繁性，使得其對群內中小企業及企業主較為了解，對項目本身的風險也有充足的認識，因此可減少相關的借貸成本，能快速地為集群內的中小企業提供借貸資本。據資料顯示，目前浙江民間金融的規模已達10 000萬億元。也有學者認為這種基于非正式社交網絡的非正規金融對集群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撐作用是有限的，市場的深化與非正式社交網絡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相互抵觸。但從浙江當前實際情況看，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決途徑，關鍵是如何引導與規范發展，降低其風險。在具體的方式上，筆者認為可以參考韓進（2009）的觀點，在集群中小企業內創新性地建立一個中間性體制組織――集群內財務公司。通過這一中間組織有效化解集群企業一些特有的金融梗阻，實現集群內外產業與資金合作體系的良性循環。該組織的資金來源首選以鄉緣、地緣和血緣作為信用背景的民間金融，也就是引入集群外投資者的股權投資，從而一方面把民間金融納入規范化發展軌道；另一方面解決中小企業集群融資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