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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60 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陷入危機之中，難以自拔，中國不僅成功地減小了危機的沖擊，而且通過經濟刺激計劃迅速復蘇，年增長率保持在9% 以上，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陷入經濟停滯、債務危機和政治混亂中，“中國模式”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一種特定的“模式”必然是在與歷史和現實存在的不同樣式比較中產生的。國內理論界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界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有很大差別。我國理論界占支配地位的觀點是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作是“中國模式”最本質的特征。有人說“中國模式的本質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有人說“‘中國模式’的鮮明特色，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但西方理論界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他們一般很少提到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模式”的特點。理由很清楚，他們就是市場經濟國家，而“中國模式”之所以對經濟發展起著比他們的社會制度更突出的作用，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們從自己的視角觀察，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我們應克服看問題的片面性，認真參考其觀點。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新著《當中國統治世界時: 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中認為，中國的統治方式是西方式的，但它的價值觀并不是西方式的，政府以及大家庭是中國的社會機制，這與現代西方社會不同。［3］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西中企業家委員會主席恩里克•凡胡爾認為“中國模式”具有政治專制的特點。在他看來，中國國家政權的作用不局限于提供補貼和監管，還包括確定經濟發展方向和目標、引導經濟體制向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向發展。［4］在這里，他所謂的政治專制實際上就是指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共產黨的領導。國外學者的研究為我們思考“中國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中國模式”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長期發展形成的、符合中國實際的、具有鮮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其實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亞歷山大•薩利茨基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談到，尊重歷史和善于計劃是中國取得成就的兩個重要因素，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檢驗。他認為，與以往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檢驗中國發展的實踐不同，鄧小平讓人們用實踐來檢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應當說，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受住了中國實踐的檢驗。［5］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來看，“中國模式”的成功既是中國自身的成功，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不僅使西方國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也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模式”的成功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之路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參考。20 多年前，鄧小平同志就曾預言: “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6］今天“中國模式”的初步成功已經產生了這樣的影響。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資深研究員李成認為，“事實上，這一模式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些國家所效仿。這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因為這些國家看到，完全市場化很多時候并不能帶來他們所期待的結果，往往還會導致大量社會和政治問題。”［7］正如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所說，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表明，中國“已成為所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大的希望和最好的榜樣”。［8］這是“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所在。二、“中國模式”的實質事實上，“中國模式”是在新中國成立60 多年的風雨中磨礪出來的。新中國60 多年的發展經過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探索和不斷的自我完善過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轉變。把市場作為一種與計劃一樣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方法和手段，是鄧小平同志的偉大創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的確解放了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也應認識到，市場經濟不是一個獨立的力量，它作用的力度、范圍是在其所在的基本制度下形成的。我們的市場經濟首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國家主導下發揮調節作用的，忘記了這一點是不對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更加明確了國家經濟發展規劃的重要性。因此，當我們談到“中國模式”時，把市場經濟放在首要地位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一種膚淺的認識。應當看到，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利用其來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和手段。“中國模式”的實質可歸納為三方面內容: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堅持政府制定的規劃、計劃和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增強企業活力和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中國模式的三個基本構成要素，也是獲得成功的三個最根本因素。( 一)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和媒體在談論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時，與過去比較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特別重視中國共產黨領導作為執政黨所起到的作用，一些人把共產黨領導看作是決定中國發展過程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首要的決定性因素。這反映了那些不帶政治偏見的理論界人士對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逐步深入。在關于“中國模式”的實質的論述中，比較一下一些西方學者的看法和我國理論界一些看法，會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我國一些學者強調的是從西方社會學到的一些東西，如認為實行了市場經濟是中國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 而西方有深刻見解的學者們，卻把中國獨有而他們社會所沒有的東西看作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如，很多學者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一黨執政看作是真正有決定意義的方面。這種情況應當引起我們深思。著名美國未來學家約•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中，深入研究了中國發展道路問題。他在書中一開始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國一黨執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在談到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說: “分析中國自身的條件和優點，我們不難發現，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是堅定不移地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這種長遠策略方針的執行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因為總統任期的結束而中斷。中國也沒有導致國家分裂的黨派斗爭，沒有因為路線的突然改變而使發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堅持著改革開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標。自上而下的戰略方針與自下而上的參與相得益彰。”［9］宋魯鄭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上發表一篇文章說: 一些學者關于中國成功的原因講了很多點，但都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中國有效的一黨制才是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國一黨制的優勢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指出，一黨專政雖然有缺點，但如果像中國這樣，這個政黨有一群相當開明的領導人時，就會成為巨大的優勢。這個政黨可以強行實施政治上很艱難但對一個社會在21 世紀的發展來說卻極為重要的政策。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還只是表面的觀察，對中國共產黨有這樣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根源還缺乏理論深度。但即使是較膚淺的看法，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這對我們一些還停留在只從學習西方找原因的人們來說有啟迪作用，而且也給了我們以思考: 第一，政黨、國家機器都是屬于上層建筑，把它看作是經濟發展模式的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否合適? 政黨和政府一般說都屬于上層建筑，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但應當看到，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政黨和政府的性質有了重大變化，它具有雙重性，既是上層建筑，同時又是國民經濟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政黨和國家不同。第二，中國共產黨憑什么樣的力量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統一了他們的思想，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增強了全國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很多人把這種力量歸結為我們的文化傳統，是繼承了儒家的文化。這顯然是不對的，儒家思想支配了我國兩千年，但其對推動歷史前進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并不大。指導中國共產黨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呢? 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 “沖喨鵢??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武裝起來，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不論在戰爭時期或在經濟建設和改革時期無窮的力量。它的權威性和凝聚力皆出于此。這一理論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它武裝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思想。正是基于這一理論，中國共產黨把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作為自己的理想和長遠目標，形成全黨的理想信仰。因此，我們并不是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人道主義的實現，而是看作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另外，中國共產黨總是把長遠目標和當前目標結合起來，把長遠理想目標具體化為一定階段行動的共同目標，這就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把這一階段任務看作是最后實現每一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這一長遠目標的必要過程。共同的世界觀、歷史觀及由此決定的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目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和全體人民群眾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不存在根本利益對立的狹隘利益集團，黨的內部也不存在根本對立的派別，分歧主要表現在實現理想目標的具體道路、步驟和方法上，這些都可通過討論協商得到解決。實踐證明，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模式”的堅定基礎。中國共產黨人除了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本身的特殊利益，這正是它贏得廣大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衷心擁護的根本原因，也是凝聚人心實現黨的方針政策推動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的根源所在。( 二) 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我國國有經濟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它代表著最先進的生產力，是新的生產力的創造者，從而在生產力的發展中起主導作用。而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通過它的主導作用，引領整個國民經濟從資本主義生產把利潤作為決定性動機，轉變為為了人本身，使社會生產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果實。同時，國有經濟在貫徹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骨干作用，國有企業能積極落實國家的各項決策，這對提高整體國民經濟效益起決定作用。因此，必須堅持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它決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堅持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基礎上，通過調整所有制結構和國企改革，積極探索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實踐證明，經過改革和調整，國有經濟的競爭力顯著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國民經濟重要行業、關鍵領域越來越具有積極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中國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在應對2008 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得到凸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中國經濟的復蘇是最迅速的，這主要得益于中國政府強有力的經濟刺激計劃，但這一計劃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的支撐將無法有效實施。在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的推動下，中國不僅經濟迅速復蘇，而且對世界經濟的恢復也做出積極的貢獻。而美國則相反，國際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依靠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來推動，實際的效果到底如何，現在并不明顯。在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還必須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經的歷史階段，從而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們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一個最重要的區別，這也是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得以較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經濟發展上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充分調動全社會的一切積極因素，在全民所有制經濟還沒有足夠的生產要素吸收全部勞動者的條件下，必須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讓它們發揮創造社會財富的積極性，任何對它們的歧視都是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