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現金持有量理論發展和成熟為其實證研究創造了一定理論基礎依據。自20世紀 90年代末以來，學者們開展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為上述理論提供了實際經驗證據，尤其是 Opler(1999)對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因素和啟示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同時，企業現金持有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取得的收獲也是碩果累累。
鑒于本文的研究，本節將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來對國內外現有的實證研究成果進 行歸納和綜述，并就本文研究的宏觀層面的研究情況進行詳細闡述和討論分析，以為下 文的研究提供。
1.微觀層面
現有文獻顯示，依據權衡理論和融資優序理論，企業持有現金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是從考察企業微觀層面的公司財務特征(成長機會、財務杠桿、企業規模、債務結構、 資產流動性、現金流量及現金替代物等)開始的。隨后自由現金流量理論的提出，引起 了從公司治理角度(經營者持股、董事會特征、股權集中度及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企業 現金持有行為進行考察的熱潮。
Jensen(1993)以《財富》雜志S00強中223家公司在1979-1981年的數據為樣本，進行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研究了企業的托賓Q值、平均研發支出/資本支出、平均廣告支出/ 資本支出、破產啞變量對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
Kim(1998)以邊際成本理論為基礎建立最佳現金持有量模型，并選取了1975-1994年 間美國的915家工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考察了企業現金持有的決定因素，結果 發現企業外部融資成本的增大、現金流波動的加劇和未來投資收益率提高時，企業最佳 現金持有量增加;同時，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及現金回收期與企業最佳現金持有量存 在著負向關系，實證結果支持了其模型的預期。
Opler等(1999)對美國1971-1994期間的上市公司現金持有水平影響因素進行了考 察，結果發現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與公司成長性和投資機會、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的不確 定性、公司信息不對稱顯著正相關;與公司籌集資金難度、債務水平等因素顯著負相關， 并還指出該結論可以為現金持有權衡理論的提供了證據[}Jo Guney等(2007)研究了法、 德、日、英、美1996-2000年間四千余家公司的現金持有狀況，發現財務杠桿與現金持 有之間可能不是單調的，二者之間存在替代效應和預防效應。
Guney等((2003)通過對日、法、德和英四國的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國家的法治水 平和公司的股權結構明顯決定著公司的現金持有，具體表現為較高的股東保護程度會導 致較低的現金持有水平;股權集中度與現金持有量顯著負相關。
Harrad ( 2008)以美國1996-2004年間的1872家公司為樣本，從反接管監督、股權集 中度、高管報酬和董事會結構四各方面來反映公司治理情況，利用單變量分析和多變量 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情況與企業現金持有的關系，發現公司治理結構較弱的公司 實際上持有更少的現金儲備。這是因為一方面公司治理結構弱的公司為了避免未來分 紅，會選擇回購股票而不是增加股息，另一方面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較低時，往往傾向 于進行資本投資和并購，這些都會使得公司價值降低。
Couderc ( 2005)以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五個國家1989-2002年間4515 家公司為樣本，研究企業持有現金的決定因素和企業持有現金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 實證結果證實了財務特征影響著企業的現金持有，其中公司規模、現金流量、現金流波 動性、托賓Q與企業持有現金正相關，債務比重、投資增長速度、流動資產比率與企業 現金持有負相關，在股東保護程度強的國家，企業要求的現金留存更少。并且進一步建 立二元變量模型研究高額現金持有行為以檢驗企業持有現金對公司盈利的影響，結果發 現高額現金持有損害公司盈利。
Pedro等(2009)以德黑蘭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1-2007年面板數據對以盈余質量為 代理變量的財務報告質量對上市公司現金持有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指出，盈余質量 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來影響到公司的現金持有行為，即財務報告質量越高的公司， 現金持有水平越低。同時研究結果也得出企業現金持有水平與成長機會、現金流量和流 動資產正相關，與公司規模、債務期限和機會成本負相關。
企業現金持有影響的相關研究在國外有了不少成果的同時，我國學者以此為參考， 運用我國公司數據對我國公司現金持有影響因素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驗證。
彭桃英、周偉(2006)以考察我國上市公司持有高額現金的動機及其特征和對公司 的業績的影響為目的，選取了1998-2000年間連續3年里貨幣資金資產比率大于0.1的174 家非金融類企業，通過描述性統計結果和回歸結果分析發現高額現金持有企業的特征主 要表現為盈利能力較強，財務保守(財務杠桿低)，成長性高，代理成本小，并進一步 指出，在我國不完善的資本市場和融資渠道不通暢的制度背景下，權衡理論對我國企業 現金持有行為更具有解釋力。
辛宇、徐莉萍(2006)選用了我國1999-2003年的上市公司的4845個觀測值，對我國 上市公司現金持有行為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考察方面主要包括公司財務特征、股權結 構和公司治理環境，其中財務特征變量對現金持有水平的回歸結果顯示，公司規模、財 務杠桿與現金持有負相關，資產周轉效率、現金流、成長性、投資機會、股利支付等與 現金持有正相關;股權結構從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兩方面進行了驗證，發現大股東持 股比例與高額現金持有水平存在非線性關系，外部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水平是 正影響。在公司治理環境方面，發現，宏觀治理環境對企業現金持有行為的影響會因為 微觀企業的相關治理機制不同而存在較明顯差異。
張人驥、劉春江(2005)[24]選用了我國2000年度的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樣 本，回歸檢驗了各股東保護變量與上市公司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為:我國 基于股權結構的股東保護存在較大差異，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量較高，現金管理效率較 低;股東保護好的公司，現金持有水平低，兩者呈現負線性關系。
胡國柳、劉寶勁和馬慶仁(2006)選用1998年以前上市的1998-2002年間的滬深證券交 易所的585家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了以管理者持股比例、流通A股比例等較全面的六大 股權結構代理變量與上市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的關系，結果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果 影響著公司的現金持有水平，指出了管理者操控產生的代理成本在我國企業普遍存在 。
孫健(2008)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通過董事會擁有較強的控制權，于是對 上海證券交易所2003-2004年間的690家的上市公司的終極控制人從民營終極控制人和 國有終極控制人兩方面進行了劃分，考察了兩組樣本各自的現金流量權與控制權的偏離 程度對高現金持有的影響，結果證實了終極控制人的性質存在差異時，各企業的超額現 金持有有別，具體表現為國有終極控制人公司持有的超額現金水平較民營終極控制人公 司的超額現金水平要低。
2.宏觀層面
任何個體都存在一定的環境里，環境對于個體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企業組織也不 例外。近些年來，走出企業內部視角，考察企業外部因素對企業現金持有影響的研究是 企業現金持有行為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已有國內外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和研究，研 究的方面有行業環境、宏觀經濟政策及制度環境等，現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
Baum等(2004)以1970-2000年美國非金融公司年度數據為研究樣本，分析了宏觀經濟 不確定性對企業持有現金的關系。他們發現，較大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會影響到管理者對 公司特定信息情況的預測，這樣，他們很很慎重地考慮現金持有決策;相反，宏觀經濟 不確定降低時，管理者對他們掌握或預測的信息很有信心，這樣會根據情況做出相應的 現金持有決策。即宏觀經濟波動性的增加會引起公司的現金資產比率的分布收窄。
Custodio, Ferreira and Raposo(2005)以1971-2000年美國非金融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 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當經濟不景氣時，存在財務約束的公司會提高現金持有比例， 而不存在財務約束的公司則不會采取此類的行動。在信用緊縮時，樣本公司則會提高其 流動性水平。
Hartzell等(2005)發現，由于跨國公司的利潤會母國，這樣國家間的利率差異會通過 稅收成本的上升來影響著其現金持有水平。
Duchin ( 2010 )發現公司的多元化降低了 現金流和投資機會的風險，因此也減少了公司現金持有的預防性動機。即多元化公司持 有現金水平往往較低。
Haushalter等(2007)實證研究了產品的行業特征與公司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指 出產品行業間存在著掠奪風險(即公司的增長機會常常以與競爭對手爭奪市場份額的形 式出現)，并且不同產品市場的掠奪風險不同，現金以其特殊的優勢，一方面可以避免 公司陷入掠奪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對競爭對手市場份額進行掠奪，特別是在環境惡變， 行業投資低迷時期，現金顯得更重要，因此，企業現金持有水平還受產品的行業特征影 響。
Chen.N(2011)考慮到公司治理情況會影響到企業的現金持有行為，認為相關法律法 規和貪污的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因素之一，便對1996-2007年間的47個國家15648家非金融 公司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證實，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國家的證券法的有效程度 和腐敗控制指數與企業現金持有水平顯著正相關，并且現金能夠提升公司的價值。相反， 在證券法有效程度低和腐敗指數低的國家，大量的現金持有反而降低公司價值，當國家 的腐敗情況和法律保護的到改善時，大量現金降低企業價值的影響會減弱。
在我國，周偉、謝詩蕾(2007)選取我國2002-2004年間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財務 數據和公司治理數據樣本，考察了我國制度背景下，高額現金持有企業是否受制度影響 及相關影響途徑機理。實證結果表明，制度條件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從而 進一步影響到公司的現金持有政策，即制度環境差的地區的企業會表現出高額現金持有 行為。
楊興全、孫杰(2007 )選用行業主營利潤率來衡量各行業的競爭程度，對我國 2003-2005年間的在滬深上司的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行業 和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影響著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持有。陸正華、鐘燕華((2009)通過實 證研究也指出行業變化程度影響著公司現金持有量，環境變化程度高的公司所持現金偏 少[[33]。
連玉君、常亮、蘇治(2009)選用我國2000-2006年期間637家上市公司樣本數據樣 從市場不確定性和不同競爭程度下的不確定性兩個層次檢驗了它們與上市公司現金持 有的關系，研究證實市場供需不確定性程度大時，上市公司會將少其現金持有水平。并 認為中國上市公司的由于破產壓力較低，過渡追求短期資本回報，主要表現為短期逐利 行為，并不支持國外學者普遍認為的預防性動機假說。
祝繼高、陸正飛(2009)選用貨幣政策指數作為貨幣政策的代理指標，實證研究了 其與公司現金持有的關系，發現貨幣政策是影響公司現金持有量變化的重要因素。從緊 的貨幣政策會使得公司明顯增加現金持有，高成長企業通過經營活動和籌資活動增加現 金，而低成長企業僅通過籌資活動，因而高成長企業的現金持有水平變化更明顯。
顧乃康、萬小勇、陳輝(2010)選用2000-2007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從經濟周期、 信貸規模、股市表現及信貸市場違約風險四個方面考察了宏觀經濟條件與公司現金持有 水平之間的影響。結果證實，宏觀經濟條件較好時期，我國上市公司持有更少的現金， 其中經濟周期、信貸規模及股市表現與現金持有水平顯著負相關，信貸市場違約風險與 現金持有水平正相關。還指出，當公司存在宏觀約束差異時，其現金持有水平對宏觀經 濟因素變化的敏感程度有不同。
江龍、劉笑松(2011)選用我國第十輪經濟周期期間(2000-2009 )的1184家A股上 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從經濟周期波動方面對宏觀經濟因素影響公司現金持有行為進行了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經濟衰退時期，由于外部融資環境較差，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持 有水平較經濟繁榮時期要高，并且，上市公司在經濟繁榮時期表現出較高的現金積累傾 向，而融資約束問題的存在是否使得公司具有更高的現金積累傾向則沒有得到證實[[6]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