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模式是由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構成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或治理機制是由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決定的，股權結構反映的是公司所有權在不同投資者之間的分配情況，同時，也從不同的程度反映了鄉司股東權利大小的制衡情況。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國特殊的股權結構下，不同的股東由于既定的營利模式而采取的不同的行為，已經充分反映出了我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大股東絕對控制，并且不管大股東持有股權比例的高低如何，大股東均是控制性股東，都擁有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并且就大股東的性質而言，絕大部分是國家性質的部門或單位;即在我國公司治理系統下，其主導力量就是大股東。
從股東大會與董事會的關系看，我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幾乎全部掌握在大股東手中，大股東往往通過直接向董事會推薦董事來達到控制董事會;大股東派出的董事占董事會中的大部分，基本上左右著董事會的決策;大股東派出的董事代表著大股東的利益，由大股東控制的董事會的決策也是出于大股東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且大股東中國家股東和法人股東占多數，相當一部分法人也是國家操縱控股;而以個人身份出現的社會公眾股股東因股權有限而在股東大會的表決中無足輕重，再加上信息不靈和“搭便車”心理，他們對股東大會董事會的_C作及相互關系也不關心，有意無意放棄自己對公司的控制權; 這就導致大股東憑借自己的股權優勢，根據“一股一票”原則操縱股東大會，操縱與控制董事會和監事會，使之成為大股東的“影子”。再加之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缺乏有效性，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滯后，股東文化的建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國有股“一股獨大”，導致“國企病”感染了眾多上市公司，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監督和制約功能還未能形成合力，管理層的激勵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以及我國股權分置現象的存在，都為大股東濫用權力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大股東和流通股中小股東成為了利益不可調和的利益集團。于是不受限制和監督的大股東就有條件，也有動機侵害中小股東的權益;同.。時，我國的法律制度也還缺乏對大股東權力的限制，以及對中小股東的法律保護條款。在現目前這種大股東主權治理模式下(如下圖所示)，大股東的諸多不端行為也由此而產生了。
可見，我國的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大股東進行治理的，屬于大股東治理模式，大股東的行為直接決定著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水準，中小股東有時也會對公司治理發出一點聲音，但畢竟很微弱，反而成為了公司治理中的“噪音，所以，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規范大股東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