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財務理論經過五十多年的演進,無疑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富有活力的內在有機的方法體系。但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與之相關的消極趨勢似乎也在滋長著,財務理論對于其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變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負”。這種心態,阻礙了財務理論以沉靜謙遜的姿態借鑒與汲取來自其他學科的思想精華。就目前的狀況來看,財務理論對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經使得其發展成為一種精致而繁瑣的“數學形式主義”。作為現代財務理論基礎的資產組合理論、有效市場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MM資本結構理論和期權定價理論等,幾乎無一不運用數學模型予以表述。翻開我國近年來出版的財務理論書籍及雜志,這一現象也能得以驗證。財務理論在普遍性和統一性逐漸趨于“完美”之時,其實也抽象掉了財務理論所必須關注的文化與制度這些重要的路徑依賴要素,抽象掉了財務理論背后的文化傳統與民族性,因而也同時消解掉了古典經濟學中始終堅守和洋溢的人文關懷的精神立場。
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企業財務也不例外,企業財務的背后就是財務文化。企業財務文化與財務資本的結合,是推動企業財務管理的關鍵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財務學的文化內涵,不僅將對原有的財務管理學帶來沖擊,同時也預示著我國財務管理的實踐方向和發展趨勢。
一、財務文化的內涵界定
對于財務文化內涵的界定,近幾年我國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觀點如下:
杭州電子工業學院課題組(2003)認為財務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財務人員在長期的財務理論與財務實踐中創造和形成的、最高層次的、非經濟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財務文化可分為財務物質文化、財務制度文化和財務精神文化。財務價值觀、財務精神(風氣)、財務道德觀、財務知識、財務形象和財務設施是財務文化的要素。財務價值觀與財務道德觀是財務文化最重要的兩個方面(馮巧根,2003)。
陳興述(2003)認為財務文化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去認識。廣義的財務文化是指影響財務發展變化及其模式選擇和財務行為的,包括知識、宗教、信仰、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在內的人類的活動方式、行為模式以及精神與物質設施構成的并為財務所隱含的復合體。狹義的財務文化僅僅是指財務人員的意識形態,即財務人員在長期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一種文化觀念。
李連華(2004)則認為財務文化應該包括財務價值觀和財務理念兩個不同的層次,財務價值觀指股東利益最大化、誠信至上、社會責任感,而財務理念則是服務為先、現金至上、時間價值最大化、財務風險最小化、溝通和合作、財務管理創新。
夏明(2006)認為廣義的財務文化是企業在財務領域的滲透和體現;狹義的財務文化是企業財務部門長年累積形成的具有自身個性的財務宗旨、財務觀念及財務行為準則的綜合,是融化于企業財務流程并與企業的資金流、行為流相互糅合的一種“文化流”。
二、財務文化對傳統財務理論的影響
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不難看出,財務文化的實質是以人為中心,以文化引導為根本手段,以激發財務人員的自覺行為為目的的獨特的文化現象和財務管理思想。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強調建立以人為本的財務管理哲學。在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時都以人為出發點,以文化的形式實現財務人員群體的凝聚力,從而使財務人員群體發揮出最大的整體功能。作為一種財務管理思想,它認為財務人員是財務管理的主體,財務管理的核心是對財務人員的管理,只有提高財務人員的思想覺悟、業務水平、文化素質、道德情操等,才能充分發揮財務管理的職能作用,實現財務管理的目標。由此可見,傳統財務理論忽視財務文化的重要性是偏誤,而重新挖掘財務學的文化屬性并以此探討財務文化對傳統財務理論帶來的影響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研究前提的重新界定
任何一種理論,必須有其嚴謹的理論前提。而財務理論的理論前提從根本上可歸納為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緣于古典經濟學興起之初。“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在亞當·斯密看來,“經濟人假設”的基本內涵是:經濟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是驅動其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經濟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擴大社會物質財富的過程。因此,“經濟人”可以設定為“利己動機 理性行為”(李心合,2003)。這一假設運用到財務理論中,才有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理財目標的可能,才有資本成本成為企業融、投資決策的依據和標準等等。可見,經濟人假設是判斷經濟主體行為是否合乎理性的價值判別依據,如今已成為指導我們認識公司財務問題最有影響力的分析工具。
理性經濟人假設在現代財務理論中得到充分運用和體現,但其局限與無能也使人們越來越對其進行深刻的反思。第一,中國從“富則修”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歷了對窮的狂熱、虛假的贊美到對金錢病態的瘋狂追求。在物質財富面前,部分中國人變得狂躁不已,把道德置諸腦后,不擇手段。這正如馬歇爾所說,“所謂經濟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響,而是機械地和利己地孜孜為利”。第二,經濟人也可能存在私人偏好和社會偏好。在現代經濟學中,說“經濟人是自私的”,僅僅是就“使偏好函數最大化”而言的。作為經濟人,“自利”這一概念仍然可以很好地表達包含利他偏好的“私人偏好”:一是基于“血親機制”,經濟人自愿放棄自己的部分財富來改善親朋好友的處境而獲取“聲譽收益”;二是基于“互惠機制”,經濟人以犧牲眼前的資源來換取未來的更大回報。此外,經濟人追求的個人利益并不只是物質利益,受人尊重、社會地位、名譽等“個人的社會價值”也構成個人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現實生活中的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內,既可能是利己主義者,也完全可以是共同利益的直接追求者,甚至可以是利他主義者。這正如經濟學家A·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所言,“如果假定人類是堅定的自利者,永遠以一種自我中心的范式來行使自由,那么對理性的進步和公共行動的預期就是異想天開。”第三,當我們進入那些與交易缺乏明顯的、直接的聯系領域時,經濟人就會終止履行經典教義的規定(楊春學,2005)。企業家為保護環境而自甘受損、為救助窮人而匿名捐款、為社會公正而甘愿犧牲等行為,都是理性經濟人假設難以解釋的。同樣,經濟人假設也難以解釋企業員工出于對團隊的忠誠而忘我工作、不計報酬。因此,我們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視為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標(如公益精神、團隊精神等)就是不理性的,這將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從財務文化的角度來考量,財務理論的研究前提應該是“經濟人”與“社會人”的交融。
(二)研究導向的重新定位
在傳統財務理論中,把企業的行為抽象為理性經濟人的行為,這種理性的集中表現就是將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自身的目標。以此為導向,傳統財務理論構筑了一套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套理論體系直接導致了財務價值導向的偏頗,基本上排斥企業“與制度相關動機”和“與倫理相關動機”,而這些動機事實上都是現實世界里企業財務活動無法回避的。因此,在嵌入財務文化的情況下,財務研究導向(即企業理財目標)就需要作出重新定位。我們知道,企業作為多種資本的集合,作為一系列經濟性和社會性契約的集合,其目標函數的結構是很復雜的而不是單一的,其中既有經濟性契約的目標函數,又有社會性契約的目標函數。經濟性契約的目標函數要求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社會性契約的目標函數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還應該履行其社會責任。因此,從財務文化的角度來考量,財務研究導向應該是“利潤”和“責任”的統一。
(三)研究方法的重新考量
傳統財務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承襲了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是由個人或個體組成的,所有行為都是個人或個體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會有社會整體的存在和現實性。哈耶克(1989)說得更徹底,“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但是,財務學界對個體主義方法論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評,認為其存在嚴重的缺陷:第一,個體主義方法論將人類行為的動機假定為主觀效用價值最大化,而這個假設的理論前提是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然而事實上,由于社會成本的存在,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隨處可見。第二,個體主義方法論在確認公司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卻忽視了非財富性目標的客觀存在。第三,由于實證研究的盛行,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構建的傳統財務理論基本上無視制度和文化因素對公司財務行為過程和方式的影響,而是只注重“理性工具”(即財務技術)。不可否認,財務研究方法由于包含眾多的數理知識而呈現出明顯的技術性特征,但“人”(既為經濟人,也為社會人)的“觀念判斷”卻常常決定財務研究方法的走向和結論。因此,從財務文化的角度來考量,財務研究方法應該是“技術”和“觀念”的糅合。
(四)研究對象的重新表述
傳統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主要局限于公司財務的經濟效率性,或者說價值創造是傳統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但不管如何表述,傳統財務理論忽視財務的社會性問題已是不爭的事實。當然,作為創造財富的經濟組織,企業關注其價值的最大化也無可厚非。但是也應看到,公司財務行為作為一種嵌入在社會結構中、受社會結構限制的網絡化行為(李心合,2003),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或無法離開社會對其的影響。歷史、文化、經濟與政治制度、社會環境、倫理道德等非經濟要素,同樣是進行財務理論研究時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財務理論研究不僅要關注財務活動的效率性,還應該關注財務活動背后所蘊藏的財務關系。因此,從財務文化的角度來考量,財務研究對象應該是“價值”與“關系”的互動。
(五)研究內容的重新審視
在傳統財務理論研究中,一般將財務管理劃分為籌資活動、投資活動、資金營運活動和利潤分配等財務活動并單獨研究某一項財務活動的規律性。這從企業財務管理的角度看是必須的,也是重要的。但是,這種“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勢必導致財務理論研究的日趨封閉。所以,對財務理論研究內容的重新審視,就應該把握兩個方向:一是重視財務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強調道德文化的重要性。
對財務制度的重視,除繼續研究完善財務本位性正式制度外,尤其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所謂財務本位性制度是指直接約束企業財務行為要素的制度規范,它既可以是財政部制定并頒發的企業財務通則,也可以是散見于公司法、稅法、證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中的“公共財務規則”。而財務關聯性制度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比如倫理道德、產權制度、市場制度等,但卻對企業財務行為及其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關系起約束和限制作用。財務關聯性制度事實上就是財務本位性制度的環境性約束條件,因而財務本位性制度與財務關聯性制度需要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以擺脫傳統財務理論“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局限性,實現財務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式發展。但是,財務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有效率的財務制度除了需要同有效的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還需要具備誠實、正直、公平、正義等良好道德品質的執行者,同時還需要與制度相吻合的、豐厚的文化土壤。因此,從財務文化的角度來考量,財務研究內容應該是“制度”與“文化”的銜接。
三、嵌入財務文化的財務理論重塑
傳統財務理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門“技術財務學”,它是訴諸物質財富為中心的理論研究,其內容結構基本上是按照融資管理、投資管理和利潤分配為主線布局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人為本”觀念的價值逐漸凸顯。從宏觀角度而言,無論何種經濟體制,無一例外地從不同側面強化了“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從微觀角度來看,無論何種類型的企業,也都從不同側面強調了“文化”在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財務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就必須要反映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最新進展,充分展示企業財務中人文思想與財務機制的內在聯系,從財務文化的角度把握現代財務理論的核心內涵。也就是說,是否關注“財務文化”是傳統財務理論和現代財務理論的根本區別。
(一)讓“認識”變為“理念”
傳統財務理論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技術主義”而不能自拔,這種只見“物”不見“人”的認知是不符合財務的本質特征的。財務,顧名思義,是指涉及錢財的事務。這里的“財”,屬于物質的客觀范疇;“務”屬于意識的主觀范疇。也就是說,“財務”原本就是物質的客觀性和意識的主觀性的統一。那么,財務理論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強調“技術”而忽視“人文”,財務理論應同時具有技術和人文雙重屬性。毋庸諱言,財務管理學關注資產、資本、成本和利潤等物化因素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此,在財務理論的創新研究中,要把對財務的“認識”變為一種“理念”,不僅要繼續重視“資金流”,更要充分關注“文化流”。
(二)讓“觀念”充滿“過程”
財務文化的缺席,充分說明傳統財務理論對財務觀念的理解是片面和狹隘的。文化的主旨是觀念、思想、精神和智慧,而“觀念”又是文化的核心。從財務理論的發展來看,在由“哲學觀念、專業觀念、基礎觀念”所組成的財務管理觀念層次中,最核心的觀念應該是“人本觀念、市場觀念、法治觀念、信用觀念、環保觀念、公益觀念”。這些核心財務觀念不僅源于市場經濟的精髓要義,也深刻體現了財務文化的精神實質。它們不僅是企業財務活動的中心內容,也是進行財務理論創新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三)讓“文化”融入“創新”
財務理論整體框架既包括財務專業技術的知識內涵,又包括財務文化的知識內涵。作為財務專業技術的財務理論已日臻成熟,并在財務管理實踐中被廣泛運用,但對于財務文化以及財務文化對財務專業技術影響的研究卻乏善可陳。財務專業技術對于保證企業財務管理的規范性和準確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進行財務管理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對財務文化的研究與關注是不可或缺的。財務誠信的建立、財務行為的慎獨、財務能力的發揮等,無一不打上財務文化的烙印。同時,財務文化對財務技術有很強的制約性,沒有財務文化將無法保證財務準則的有效執行。財務專業技術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因此,在財務理論的創新研究中,我們應該跳出技術層面的束縛而努力向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拓展,使財務文化深深融入財務理論的整體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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