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來，為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沖擊，我國果斷地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在此背景下，貨幣信貸投放呈現出較快增長態勢，部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指標也開始出現預警(見圖1)。從2009年3季度開始，宏觀管理層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措施抑制貨幣信貸投放的過快增長，商業銀行放貸沖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盡管如此，由于市場資金需求仍然旺盛，使得商業銀行轉而加強與信托公司合作，積極開發各類信貸類理財產品，從而調節其資產負債結構，規避信貸規模管理。與此同時，信貸類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和期限結構對投資者也具有較強吸引力，因此受到市場的青睞。據統計，2010年1季度發售的信托產品，年收益率一般在6％－7.5％，平均預期收益率則達到7.52％，比1年期存款利率高出5個百分點。從規模上看，2009年到期的信貸類理財產品數為2336款，與2008年全年到期的1015款產品相比，增加了約一倍。同時，各家銀行目前推出的理財產品中約有?。ヒ陨鲜切刨J類理財產品。2010年前兩個月信托貸款規模或已接近4000億元，約達同期銀行新增貸款2.09萬億元的20％。
一、緊信貸背景下的信貸規模規避：基本事實
自2005年第一款銀信合作產品問世至今，我國銀信合作市場快速發展，產品發行量持續上升，其中，2009年12月發行639款銀信合作理財產品，刷新了銀信合作產品的單月發行紀錄(見圖2)。此后，隨著有關銀信合作監管政策的陸續出臺(見下表)，2010年1月發行量曾跌入低谷，但此后連續數月出現反彈。
從銀信合作理財產品的運用方式分布來看(見圖3)，以2010年5月為例，銀信合作理財產品運用方式主要集中于貸款類(占31.28％)和組合類(占51.87％)，而對其它領域相對較少。
二、信貸規模規避的典型模式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信貸規模規避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與信托公司合作的創新方式，即信貸類理財產品。商業銀行通過轉讓信貸資產和發放信托貸款“曲線”將自身現存(或潛在)信貸資產轉移出去，使得商業銀行表內資產直接轉移至表外或將信貸資產間接轉化為銀行理財產品，從而提升自身資本充足率，突破宏觀部門有關信貸規模的限制(目前有人認為，上述操作本質上類似于“信貸資產證券化”)。目前在信貸類理財產品的具體運作中，商業銀行事實上控制了客戶選擇、產品設計、銷售、收益分配等各個環節，是真正的發起人，而信托公司則處于附屬地位。從具體產品結構看，信貸類產品大致可分為信貸資產轉讓類和信托貸款類兩種基本模式。
(一)通過信貸資產轉讓削減表內存量貸款規模
所謂信貸資產轉讓類，主要是指商業銀行將貸款貸給借款人后，再將該未到期的信貸資產通過信托公司的平臺轉化為理財產品，以出售給理財客戶。按信貸資產到期是否可以回購，還可將產品細分為賣斷型和回購型兩種。通過信托公司的平臺，商業銀行可以在不占用信貸額度的前提下規避各項宏觀監管指標，滿足客戶的融資需求并獲取相應收益。
2009年末，銀監會陸續出臺有關政策規定“信托公司不得將銀行理財對接的信托資金用于投資理財資金發行銀行自身的信貸資產”等(見表1)，這意味著原先由銀行存量打包優質資產配置而成的信貸類理財產品受到限制。但是，對于購買投資于其他銀行信貸資產的理財產品并沒限制。由此，銀信合作的模式或將轉向兩家銀行與信托公司合作的“銀銀信”合作模式。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銀銀信”模式存在一定風險，因為以前銀行信貸類理財產品主要用于收購自身存量信貸資產，對信貸項目很了解，風險把控能力較強；但“銀銀信”合作模式用于收購其他銀行存量信貸資產后，相比之下，對信貸項目的了解程度可能不會那么深入?！般y銀信”模式能否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二)通過信托貸款擴張表外新增貸款規模
在宏觀監管政策日益趨緊的情況下，既然商業銀行不能通過信托理財方式投資自己的存量信貸資產，那么他們就嘗試把某些貸款完全交給信托公司來做，即開發所謂的“信托貸款類產品”。具體地，由商業銀行與信托公司聯手推出信托貸款理財項目產品，然后再通過銀行的渠道向客戶銷售。銀行成功籌集資金后交給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以此理財資金來發放貸款給需要信貸資金的企業或項目。
其實，這類新產品投資的本質是“新增貸款”，而以往理財產品投資的多是“存量貸款”，即以前是銀行先放貸，再找信托公司合作盤活存量貸款；而信托貸款則是商業銀行在貸款前先找信托公司，直接把新增貸款轉移出去。通過上述操作可以壓縮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貸款規模，為其下一步增加額外貸款騰出空間。
三、信貸規模規避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
(一)對貨幣政策調控目標的沖擊
信托公司所發放的信托貸款不屬于傳統意義上一般貸款的范疇，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中央政府提出新增貸款的調控目標(如2010年7.5萬億)，使我們通常統計和觀察到的信貸數量小于實際進入宏觀經濟的資金，使貨幣政策調控的力度大打折扣。此外，信托貸款的隱蔽性也“打亂”了宏觀調控中的信貸投放節奏，直接影響調控的實際效果。
(二)對貨幣信貸真實投向的影響
除了總量目標外，商業銀行轉讓過?；蚴芟扌袠I的信貸資產，還可能掩蓋銀行信貸投向的真實結構，不利于引導信貸結構的優化。例如，近期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出臺規范房地產市場、遏制房價過快增長的政策措施后，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緊張起來。但近期卻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房地產企業選擇通過信托方式籌資，使得部分資金的投向難以得到真實反映。
(三)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影響
當前貨幣政策主要通過銀行體系實施對整體經濟的調控，銀行體系的穩健程度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當前部分銀行通過設計發行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將存量貸款、新增貸款轉出表外，但銀行依然承擔貸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實質上的法律責任和風險，并因此減少資本要求，逃避相應的準備金計提，潛在風險不容忽視。這些將直接影響到銀行穩健程度以及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四)對貨幣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挑戰
信貸類理財產品能增加信托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存款，而這些存款并不需要向央行交納法定存款準備金，這實際上縮小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范圍，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準備金率政策工具的效力。此外，隨著未來理財產品市場進一步發展壯大，其對儲戶存款的替代性必然增強，理財收益率比一般存款利率也更加靈活，這將對利率政策的實際效果形成挑戰。
(五)對貨幣供應量內部層次的影響
按照現行的貨幣統計制度，信貸類理財產品的大幅增加并沒有對M2總量的統計造成直接影響，但是它卻使得其內部結構發生相應變化。部分活期存款(屬于M1)轉而流向信托存款(屬于M2)，直接導致貨幣流動性比例(M1／M2)減小。如果理財產品收益率較高，還會使得M2內部“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轉移至“信托存款”。這些都給傳統的貨幣信貸形勢分析和流動性研判帶來一些影響。
四、政策建議
一是繼續強化對貨幣信貸的統計分析。及時準確的統計數據是科學宏觀調控的現實基礎。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若要對實際信貸規模進行有效控制，有必要將信托貸款納入信貸總體規模控制范圍。歷史上，中國曾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不斷調整貸款規模的范圍。例如，2007年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實行了將票據融資額納入貸款規模的窗口指導政策。因此，首先在金融統計上可以考慮將信托貸款列入新增貸款的統計范疇內，防止所謂“緊信貸、寬貨幣”的現象出現，即表面上信貸政策收得很緊，但實際上貨幣條件十分寬松，大量資金依然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實體經濟。如果統計數據能及時準確反映出商業銀行規避信貸規模等行為，這就能為宏觀決策者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礎。
二是進一步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當前商業銀行規避信貸規模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數量型調控工具的內在缺陷。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發展價格型調控工具，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加快債券市場發展，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利率等價格杠桿的調節作用。當然，此次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社會也開始重新審視價格型調控工具的不足，但這并不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也應放緩對價格型工具的探索和使用。相反，應在完善數量型工具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價格型工具的使用，豐富我國貨幣政策的“工具箱”，從而更加有效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三是密切關注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西方銀行業的創新歷史告訴我們，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對利率的管制等宏觀環境往往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動力，例如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創新。從近幾年我國的實踐來看，銀信合作等金融創新業務和宏觀管理政策之煎也呈現交互式發展態勢，“業務快速增長——風險暴露——宏觀政策規范——業務創新——業務快速增長”不斷循環。特別地，甚至還出現“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發行與央行的調控力度呈正相關關系”?？梢灶A見，隨著未來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宏觀政策和微觀主體的互動性必然日益增強。因此，宏觀經濟決策者應密切洞察微觀主體的金融創新行為，充分考慮微觀主體對各種宏觀調控政策的博弈，從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出科學的宏觀政策，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