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國當前產業退出壁壘的種類
（一） 沉沒成本
沉沒成本（sunk cost）是指廠商退出市場時無法收回的投入資本。即廠商進入市場時投入的資本，如設備等固定資產及研究開發費用等無形資產，在退出市場時因無法轉作他用而報廢或由于轉讓價格過低而損失的部分。沉沒成本的大小決定于廠商退出市場時投入資本的凈值和成本沉沒的程度，投入資本的凈值越小、成本沉沒的程度越低，沉沒成本越小，產業的退出壁壘越低。投入資本的凈值指廠商退出市場時已投入的固定資產的未折舊部分（即折余價值）和無形資產的未攤銷部分（即攤余價值），因此，投入資本的折舊或攤銷速度越快，則投入資本的凈值越小；成本沉沒的程度則與投入資本的專用性程度有關，投入資本的專用性越高，就越難以向其他市場轉移或向其他廠商出售，投入資本的所有者廠商在退出市場時所負擔的沉沒成本的比例就越高。我國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單一，大部分廠商使用直線法而非加速折舊法，同時折舊年限較長，使得我國廠商資產的凈值往往偏高，若該資產的專用性較強，則廠商退出市場時，其沉沒成本一定較高，從而影響廠商的退出。
（二） 人員壁壘
①如此之低的文化程度限制了勞動力對不同產業的適應能力，同樣阻礙了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
（三） 行政壁壘
我國現階段部分廠商退出市場還有行政方面的障礙。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利益主體，也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部分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各部門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有時會以行政手段阻止廠商退出市場。如地方政府的生存和政績往往與當地的財政收入掛鉤，而作為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稅收卻以流轉稅為主體，而流轉稅是以銷售額、營業額為計稅依據的，與利潤無關，只要廠商有收入就有相應的稅收，這可能導致地方政府更注重收入指標而忽視利潤指標，在當地廠商利潤較低甚至虧損時，采用行政手段阻止廠商的退出。此外，我國當前稅費混雜的狀況也為部分地方政府部門設置退出障礙提供了理由。廠商在產業間的轉移可能會影響某些政府部門的收費數額，從而可能引發這些部門設置產業退出障礙。
三、我國現行稅收政策的相關缺陷
我國現行稅收政策存在一些缺陷，客觀上加劇了產業退出壁壘的強度。這些缺陷包括：
（一） 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增加了固定資產原值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是生產型增值稅，與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消費型增值稅相比，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抵扣固定資產中所含的已納增值稅稅額，由此使得廠商的固定資產原值較消費型增值稅高，加大了廠商的實際投入資本。如廠商購入價稅合計為117萬元的設備（增值稅率為17%），在消費型增值稅制度下，該設備的原值為117/（1+17%）=100萬元，設備中所含的17萬元的已納增值稅額允許在銷項稅額中抵扣；而在生產型增值稅制度下，設備中所含的已納增值稅額不允許抵扣，廠商的設備原值因此為117萬元，比消費型增值稅制度下的設備原值高17%.設備的原值提高，以相同的方法和時間計提折舊后，其凈值自然也高，當設備具有較高的專用性時，廠商退出的沉沒成本必然較高。而且，集中度較高的產業的廠商規模較大，其資本的有機構成一般也較高，生產型增值稅對其影響也就越大，而集中度較高的產業，其資產的專用性往往也較高，沉沒成本形成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生產型增值稅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這些產業的退出壁壘。
（二） 稅式支出政策不利于投資的快速收回
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是指國家為了達到某種特殊目的而實行的稅收優惠。稅式支出形式可分為兩類：直接稅式支出和間接稅式支出。直接稅式支出包括稅收豁免（即減免稅）和優惠稅率，間接稅式支出包括稅收扣除、稅收抵免、加速折舊、優惠退稅等形式。我國大量采用的是操作簡便但針對性較差的直接稅式支出形式，對針對性較強的間接稅式支出則采用較少。而在間接稅式支出形式中，稅收扣除、稅收抵免、加速折舊等均對降低沉沒成本有較大作用。
②這些規定可以大大加速廠商設備購置等費用的收回。加速折舊法是一類快速計提折舊的方法，與平均年限法相比，加速折舊法在固定資產使用的前期計提較多的折舊，而在固定資產使用的后期計提較少的折舊。對于投資回收而言，其具有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若廠商退出發生在某項固定資產的正常使用期之中，該固定資產通過折舊已收回的成本一定高于平均年限法；二是若所得稅法允許加速折舊，相對平均年限法而言，廠商的所得稅就會推遲繳納，其折舊期內所得稅的貼現價值就會減少，相當于多收回了固定資產投資。所以，使用加速折舊法可以減少退出市場時可能產生的沉沒成本。許多國家的稅法都規定了加速折舊的內容，如美、英、法等國均允許范圍寬泛的設備加速折舊。
我國的稅式支出政策近年來經過調整，對稅收扣除和稅收抵免等也出臺了相關規定，如企業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項費用，可以不受比例限制計入管理費用中扣除；國有、集體工業企業及國有、集體企業控股并從事工業生產經營的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發生的技術開發費比上年實際發生額增長達到10%以上（含10%），其當年實際發生的費用除按規定據實列支外，經由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可再按其實際發生額的50%直接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對在我國境內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其項目所需國產設備投資的40%可從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設備購置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免等。但總體而言，此類規定數量較少、范圍較窄，對加速廠商收回投入資本、降低退出壁壘作用有限。同時，我國的有關制度規定僅有電子、醫藥、飛機制造、汽車制造等少數行業的廠商可以使用加速折舊法，這也降低了廠商投入資本的收回速度，導致退出壁壘相對較高。
（三） 未開征社會保險稅，不利于降低廠商退出產業的人員壁壘
世界上許多國家均以社會保險稅的形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險稅在大部分國家稅收總額中的比重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一些發達國家，社會保險稅已成為稅收的重要來源之一（見表1）。社會保險稅的開征和加強為勞動力在產業間的順利轉移提供了物質保障，從而降低了產業退出的人員壁壘。而我國一直未開征社會保險稅，社會保障資金采用社會統籌基金的形式籌集，這種方式存在以下缺陷：（1） 強制性不夠，欠費較多。由于我國的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統籌基金是“費”而不是“稅”，因此其強制性明顯不足，許多廠商出于眼前私利不愿繳納，致使欠費現象嚴重。（2） 覆蓋面過窄。目前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只有國有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而其他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由于制度規定或制度執行等方面的原因，實際仍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3） 存在地區和部門差異。按照我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有關規定，繳費比例、覆蓋范圍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省級政府確定的，部分縱向管理色彩濃厚的行業還受本部門規定的制約，導致我國的社會保障形成了地區和部門差異。（4）管理部門眾多，管理成本較高。我國的社會保障涉及勞動、人事、衛生等多個部門，管理機構重疊，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嚴重侵蝕了本已不足的社會保障基金。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使得勞動力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與廠商緊密相聯，廠商的徹底退出及在產業間的轉移將使因此而失業的勞動力的生存保障和再就業的技能訓練缺乏物質基礎，而勞動力在地區、產業間的轉移也會由于社會保障的地區、部門差異而受阻，最終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若開征社會保險稅，以上問題即可迎刃而解。稅收所固有的強制性將大大縮小欠繳數額，通過稅法的規范也可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減小甚至免除不規范的地區及部門差異。同時，社會保險稅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可大大降低由于管理機構重疊而引發的高管理成本。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將大大降低產業的退出壁壘。
（四） 未開征教育稅，影響了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③相對于龐大的教育支出需求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于是，不規范的集資、收費等形式就成為教育經費來源的重要補充。這種現象引發如下弊端：一方面教育資金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資金來源的不規范造成資金使用的缺乏監督，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由我國及部分國家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情況（見表2）可以看出，我國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約1/2，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巨大，即使發展中國家也很少有低于我國的。這種情況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投入嚴重短缺，勞動力素質低下。而素質低下的勞動力對不同產業勞動的適應能力及接受新的勞動技能的能力均較差，限制了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使得我國的廠商退出產業的人員壁壘較高。
（五）地方稅稅制結構不健全，費擠稅現象嚴重，可能引發廠商退出產業的行政壁壘
④所得稅水平取決于廠商利潤，而作為流轉稅的增值稅和營業稅則僅取決于廠商收入，因此地方財政收入的構成現狀可能引發地方政府更重視廠商收入而非廠商利潤的偏好。基于廠商在產業間的轉移具有相當的風險，在某些廠商欲退出過度競爭的市場時地方政府可能會采用行政手段加以阻止，從而形成退出壁壘。
⑤其他財產稅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根本無法承擔其本應承擔的角色。與此同時，地方稅的立法權又基本集中在中央手中，地方無權開征新稅、無權調整地方稅的稅率（稅額）、計稅依據、課稅范圍等課稅要素，于是披著“費”的外衣的準地方稅就紛紛出臺。 而這些稅收性質的收費較真正的稅收而言相當不規范，其收取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征收單位所有制。因此，廠商的退出可能會對某些地方政府部門的利益造成影響，并由此可能導致相關部門設置退出障礙。
四、降低我國產業退出壁壘的政策建議
（一） 完善稅收管理體制，適當調整稅收立法權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
從世界范圍看，稅收立法權的集中和分散受國土面積、人口狀況、國家的組織形式、歷史傳統、政府偏好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歷史上又有集權的傳統，因而稅收立法權偏向集中有一定理由。但是，我國的國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的自然環境、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宗教傳統等均差異較大，由此導致各地的稅源狀況、納稅人的負稅能力及納稅人對公共品的需求非常不同。 在這種情況下，將地方稅的立法權基本集中在中央手中，在全國開征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稅，其導致的效率損失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地方以收費替代稅收的制度根源。由于各項收費在立項、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非規范性，導致了收費的征收單位所有制，使收費與特定部門的利益直接相關，為某些政府部門過度干預經濟提供了利益依據。因此，適當下放地方稅的立法權，使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稅源特點和公共品需求開征某些地方色彩濃厚的稅種及對一些稅種的稅率進行調整，從而將收費規范為真正的稅收，割裂收費與特定部門利益的聯系，將大大降低基于部門利益而產生的退出壁壘。
（二） 健全稅收制度
1.改革增值稅。應將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使固定資產中所含增值稅額得到抵扣。增值稅改為消費型之后，其數額將不可避免地降低，對財政收入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可以采取措施彌補的。據有關專家估計，增值稅改型將使其收入每年降低約500億元，相對于我國每年一萬幾千億的稅收收入而言，其比重并不太大，通過完善消費稅、財產稅、所得稅等稅種完全可以得到補償。如此一來，增值稅改型的益處其實是多方面的：首先，使增值稅更加規范，減少對資源配置的扭曲，實際降低固定資產投資數額，從而降低沉沒成本；其次，改變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中增值稅比重畸高的現象，使稅制結構更加合理，降低財政對增值稅的過度依賴，相對增加其他稅種的重要性，提高地方政府對所得稅從而對廠商利潤水平的重視。若要盡量避免一步到位可能帶來的震蕩，可在集中度較高、資本專用性較強的產業率先實行消費型增值稅，以降低這些產業廠商退出時的沉沒成本。集中度較高的產業一般也是固定資產有機構成較高、技術進步需求較迫切的產業，因而此舉同鼓勵產業結構升級的產業政策并不矛盾。
2.開征社會保險稅和教育稅。我國雖然處于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工業化階段，但我國開征社會保險稅和教育稅的條件是具備的。與其通過“費”的形式籌措資金，使資金的籌集和使用處于欠規范、低效率的境地，不如還“費”以本來面目，以稅代費，根據社會保障和教育的需要及納稅人的負稅能力確定適當的稅率，以取得充足的資金來源，而規范的程序也將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素質，消除勞動力對廠商的過度依賴，增強勞動力在產業間轉移的能力，降低廠商退出產業的人員壁壘。
3.改革財產稅。為了消除由于利益關系而導致的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可能對廠商退出設置的行政壁壘，必須變費為稅。目前的各項預算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應甄別性質，將其中依據政府權力征收，又用于公共品支出的稅收性質的收費規范為稅收，以此消除準稅收收入的征收單位所有制，阻斷收入與部門利益的直接聯系，從機制上消除政府部門阻止企業退出的動機，同時促進稅收體系尤其是地方稅體系的完善。財產稅應成為地方稅體系的主體稅種，應將現存的大量與土地使用權、房屋、汽車等有關的各種收費納入規范的財產稅中。
4.優化稅式支出政策。將所有制偏向、區域偏向的稅式支出政策更多地轉向產業偏向，同時，調整稅式支出方式。 結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及產業組織和產業結構的實際狀況，擴大加速折舊、稅收扣除、稅收抵免等針對性強的間接稅式支出方式的使用范圍，增強其力度，使廠商能夠更快速地收回固定資產及研究開發等投資，從而降低廠商退出產業的沉沒成本。
參考文獻
（1）蘇東水《產業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陸國慶《產業調整的壁壘及其克服途徑》，載《經濟評論》2001年第1期。
（3）鄧子基等《稅收支出管理》，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4）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中國財政發展報告——轉軌經濟中的稅收變革》，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① 《中國統計年鑒（2000）》第104、105頁。
② 鄧子基等著《稅收支出管理》（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中國財政年鑒（2001）》第282頁。
④ 《中國財政年鑒（2001）》第285頁。
⑤ 《中國財政年鑒（2001）》第2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