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企業預算管理已司空見慣，但是將社會學理論應用于企業預算管理卻不為許多人所理解。從世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學科的發展看，經濟學與社會學是密不可分的整體。經濟社會學作為一門嶄新的學科，不僅應用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宏觀管理，而且也應用于微觀企業預算管理之中。可以說，經濟學理論統率了西方企業預算的整個歷史；社會學理論統率了我國企業預算理論與方法前30多年的歷史，經濟學理論統率了我國企業預算理論與方法后20多年的歷史。雖然對純經濟學或純社會學統率企業預算理論的反對意見此起彼伏，但是都因缺少恰當的理論支撐而無力回天。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為企業預算管理理論與實踐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宏觀社會實踐中，我們借助經濟學分析工具，對一系列非經濟學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如加里·S．貝克爾(Gary S．Becker，1950)在犯罪、教育、家庭和許多社會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劃時代的經濟學洞見。我們也借助社會學分析工具，對一系列經濟學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如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觀下的和諧發展等理念的產生，都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碰撞的火花。在微觀企業實踐中，我們認為，企業預算管理諸多理論與方法是經濟學與社會學在企業層面碰撞的結果。對企業預算管理的研究，應打破以經濟學為惟一的理論基礎的現實，更新把以社會學為基礎的企業預算管理研究成果作為邊緣理論附帶研究成果的認識，建立以新經濟社會學為基礎的企業預算管理理論。我們完全可以以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為基礎指導企業預算管理實踐，為企業預算管理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在其指導下對企業預算管理模式與方法加以改進。
一、舊經濟社會學與企業預算管理：歷史考察
我們把經濟學與社會學相對分離稱為舊經濟社會學。在19世紀，經濟學和社會學產生并各自都有一些好的觀點，所有這些都值得人們傾聽和尊敬。此時，經濟學和社會學因沒有進行嚴格的分界，相處得非常融洽。
(一)舊經濟社會學與西方企業預算管理：歷史考察
預算管理在19世紀后期產生于政府部門，美國率先將其應用于企業，以對相關的成本費用進行控制。理論基礎的發展推動應用理論的發展，舊經濟社會學與企業預算管理從產生的時間看兩者一前一后，而且由于西方經濟學理論發展早于社會學，使經濟學一開始就成為了企業預算管理理論基礎的主宰，從而也就決定了企業預算以社會經濟發展的價值焦點、相關成本費用控制為主要內容。其后，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上葉，經濟學和社會學兩者卻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帕累托(Pareto)認為，經濟學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理性行為以外的行為是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經濟學家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是試圖將經濟問題從社會力量中抽象出來，總是愿意將人類設計為按照機械刻板方式行為的人。經濟學重心脫離了社會的其他方面而專一地集中在經濟利益問題上；而社會學只占據了經濟學留下的一隅之地，用強調社會結構的方法，分析非經濟的論題。因兩者嚴格的分界，雙方的漠視甚為嚴重，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似乎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在20世紀初，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的企業預算管理，在泰勒“科學管理”學說的影響下，管理方法主要集中在標準成本控制和差異分析上，注重管理科學中的技術與工具，追求技術數學模型的完美性，預算多采用“自上而下”強加式的集權模式，對組織中人的社會關系因素考慮較少，使經濟學一開始就成為西方企業預算管理理論的主宰。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了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經濟社會學(后被稱為“舊經濟社會學”)。在他的著作《經濟與社會》之中，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一種高度結構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他認為這是對個人進行強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達到目標、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性和可靠性方面優于其他非正式組織。“舊經濟社會學”階段的研究側重于從組織方式等方面研究企業效率問題，這些研究很少考慮或根本不去考慮人的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也就在同時期，企業預算管理研究的隱含目的就是界定出一種通用的最優過程與最優模式。以權變理論為基礎，企業預算管理集權與分權思想也在此時得以產生和發展，組織理論、權變理論的引入打破了以經濟學為基礎的預算制定程序與模式一貫優于其他程序與模式的設想。使研究者感覺到企業內部組織因素也是影響企業預算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促使社會學逐漸成為企業預算管理理論基礎之一的演變。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經濟大危機，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可的市場有效調節機能受到了沖擊。在美國，羅斯福政府從宏觀上對經濟實施管制，經濟社會學學者們則開始從宏觀與微觀上研究“造成企業效率下降”的非經濟影響因素，企業預算管理的經濟學基礎產生了動搖，留給了社會學一定的研究空間。
值得慶幸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眾多研究者從社會學視角對企業預算管理進行研究，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管理模式。Argyris于1952年通過實地調查認為，通過下級管理者參與決定自己預算目標的過程，可以減輕下級完成預算的壓力，減輕管理者與下級管理者之間的對立，并能有效提高企業效率。他的這一觀點與經濟學思想指導下的參與預算程度與預算松弛的正相關性觀點并不一致，這為我們進一步以社會學理論研究參與預算與預算松弛打下了基礎。
20世紀50年代，以帕森斯(T．Parsons)等為代表掀起了經濟與社會的經濟心理學、經濟人類學等的討論。對于企業預算管理，Hofstede也于1967年研究發現，影響預算的行為呈現多因素性和復雜性，管理激勵和工作的滿意程度不僅受到預算嚴格性和參與的交互影響，而且受到某些社會因素緩沖，如上級預算的態度、上下級之間信息溝通的方式、他們的性格以及工作的關聯性等影響(Hofstede，G.，The Game of Budget Control，1967)；Cammann(1976)認為，預算松弛是管理者防御不確定性的工具，實地研究中發現參與的減少導致防御和預算松弛的行為[1]。
(二)舊經濟社會學與我國企業預算管理：歷史考察
正當西方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企業內部管理，并感覺到社會學理論也是企業內部管理的理論基礎之一時，我國則主要采用社會學的管理方法對企業預算進行管理。在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的企業預算一直融于國家預算管理之中。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閩南根據地在1930年就針對財政收支上存在的混亂提出采用預算決算制度；鄂豫皖根據地在1931年統一規定每月都要有預算決算。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為了加強財政統一管理，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主要內容包括了建立預決算制度，并規定每月25日以前造報下月預算。
新中國成立以后，1952年11月22日，政務院發布了《關于1953年度各級預算草案編制辦法的通知》，我們從通知中可以看出，我國首次編制包羅一切的全面預算是1953年。
1986年6月，在南昌召開的“全國企業財務理論與財務學科問題”討論會上，郭復初以我國“政企分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為背景，提出了國家財務獨立運行的理論。該理論的提出，為我國企業預算獨立于國家預算之外打下了基礎。從解放初期到1978年這段時間，中國會計走了一段曲折蜿蜒之路，但是最終還是回到了正常的發展軌道。在這段時期內，由于企業預算從屬于國家預算，國家管理過程中公平主題也就成為國有企業預算管理的重點。由于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中西方學術交流停止。企業預算管理制度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企業預算管理的實踐。
在中國，“班組核算”文字記載最早見于1952年第9期《工業會計》中謝咸臨的《介紹天津劉長福小組的經濟核算經驗》一文。該文詳細介紹了班組經濟核算的具體做法。班組核算在一個大型企業內部全面開展并取得初步經驗首見于中國當時最大的鋼鐵工業基地鞍山鋼鐵公司。1954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使班組經濟核算成為群眾性的工作》的社論，肯定了企業推行班組經濟核算的經驗，指出“班組核算與勞動競賽相結合是把增產節約變成經常性的重要手段”。“班組核算”這種吸引千百萬群眾參加核算、參與管理的形式一經出現，就受到了職工群眾與財務工作者的歡迎和擁護。班組核算制度，其重要做法之一是“增產價值核算”，而增產價值的比較基礎是計劃，所以可以認為計劃是班組核算的基礎。與班組核算相繼出現的管理方法還有“經濟活動分析”和“群眾路線”。透視班組核算的全員參與性，當時被總結為走“群眾路線”，能有效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能集思廣益共謀節約開支、降低成本之良策。筆者認為，在國有企業共同所有權理論下，企業預算管理行為以采用非經濟激勵方法為主，從精神上而不是從物質上對需要強化的行為加以獎勵。“群眾路線”是我國早期的社會學理論基礎下企業預算管理模式的表現形式，這正是西方國家所謂的“參與預算”。也就在同一時期，西方的經濟學家已經用實證研究法證實了參與預算與企業業績的正相關性。
首次將西方預算管理的方法介紹到我國的第一篇文章是《會計通訊》上的《管理會計》(婁爾行，1980)一文。首次將西方預算管理的方法介紹到我國的第一本書是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的《管理會計基礎》(李天明，1981)，將“全面預算”定義為企業全部經濟活動過程的正式計劃用數量形式反映出來，并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決定了企業全面預算必須以利潤為最終目標，把確定下來的目標利潤作為編制全面預算的目標前提條件。如果認為西方企業預算管理把對目標利潤的追求作為預算管理目標，也就是承認經濟學成為西方企業預算管理的理論基礎，同樣也就承認了我國早期企業預算管理理論基礎最初并不是以經濟學為基礎，而是以社會學為基礎的歷史現實。
總之，我國在解放初期至改革開放前，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短缺的情況下，對人的行為的激勵主要運用社會學理論，例如，早期節約觀點、平均主義、共同進入社會主義的觀點。雖然社會學理論曾一度對生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造成了產權單一、生產效率低下的客觀事實。實踐證明僅僅用社會學理論指導企業治理與企業內部管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改革開放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引入，對企業預算管理的研究隨著改革開放的加快又完全轉向以經濟學為基礎，在“經濟人”、“合作理性博弈”假設的前提下，將人看成是一個純粹追逐利益的動物、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奴隸，企業預算管理也就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將眾多企業預算管理中復雜的社會關系問題轉化為經濟關系問題，并用數學模型加以簡化處理。這其中的草率顯而易見，當然企業預算的實際執行結果也被證明并不理想。
二、新經濟社會學與企業預算管理：拓展思索
我們把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融合，稱為新經濟社會學，以下稱為經濟社會學。西方國家企業預算管理理論基礎走的是從經濟學到社會學，再從社會學到經濟社會學發展的路徑；而我國走的卻是從社會學到經濟學，再從經濟學到經濟社會學發展的路徑。
(一)新經濟社會學與西方企業預算管理：拓展思索
哈里森·懷特(Harrison C．White)在1981年嘗試創建新經濟社會學，4年后，馬克·格拉諾福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著名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問題》一文中對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范圍進行了規范，新經濟社會學就此產生。2003年，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編寫了《經濟社會學原理》一書，“嵌入”、“經濟行為的社會構建”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新經濟社會學與舊經濟社會學的區分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先后之別，最主要的是兩者在研究主題、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上有著本質的差別。綜合新經濟社會學觀點，意味著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在考慮經濟關系外還必須涉及社會關系。像經濟學家那樣，只是簡單地考慮經濟利益以及這些經濟利益如何驅動人類的行為，是不充分的；像社會學家那樣，只是簡單地考慮心理、人格、文化、社會系統如何驅動人的行為，也是不全面的。
企業預算管理中有著新經濟社會學管理思想的同時期論文也很多。如R．Alan Webb(2002)在《聲譽和差異調查對預算松弛的影響》一文中，通過引入“聲譽”概念，對行為受貨幣和非貨幣因素的影響進行了考察，理論研究結果顯示，“預算可靠性會影響管理者的聲譽，而影響程度則取決于預算在組織中對計劃和控制過程的重要性”。他的這一研究解釋了為什么早期關于預算與松弛之間關系的研究結果與以經濟學為基礎的代理理論相矛盾的原因。他的研究有助于發展更廣泛的預算行為理論，認為代理理論框架可以擴展到涵蓋聲譽組織系統等[2]。如Tim M．Lindquist(1995)在《公平作為參與式預算一個前提：檢驗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參照認知對滿意和業績的影響》一文中，就采用“公平”主題對企業預算管理進行了研究[3]。如Theresa Libby(2001)認為，公平的預算過程必須滿足，第一存在發言權，即下級可以參與預算討論或咨詢的過程；第二存在解釋權，即上級對下級不能影響最終指定的預算目標的理由溝通，這種溝通可能消除下級的“偽參與”感覺。實驗結果顯示，預算程序和由此制定的預算目標都不公平時業績最差；如果預算目標是公平的，那么預算過程是否公平不影響業績；如果不公平的預算程序制定了不公平的預算任務，平均業績與公平目標的參與者的平均業績具有顯著差異[4]。
(二)新經濟社會學與我國企業預算管理：拓展思索
我國的第二本介紹西方預算管理理論與方法的教材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現代管理會計學》(余緒纓等，1987)，作者以在大連培訓中心第四期(1983)及第五期(1984)的工業科技管理干部講習研究班上的講稿為依據編寫而成。書中認為，企業預算就是企業未來時期各方面活動的具體目標或計劃用金額反映出來。認為，企業預算目標存在多樣化，但強調“目標的一致性”。并在修訂編寫說明中提出了傳統的以追求“規模經濟”為主要目標的“大量生產”要逐步為靈活性的“顧客化生產”所取代，在教材中加入了“以作業為基礎的管理”，為以作業為基礎的預算管理打下了基礎。企業預算目標的多樣化并不排除企業預算的社會目標。我國最早將新經濟社會學理論重點概念“嵌入”(embeddedness)引入財務學科的是李心合(2002)，他認為，財務學應該像經濟社會學與制度經濟學一樣將“制度”納入企業財務行為分析的框架[5]。在我國企業預算管理歷史中，關于企業預算管理中人的行為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是還是沒有把人的行為放入社會網絡結構之中，也沒有去研究企業預算管理中工作團隊(體)的集體行為，更沒有將企業文化、社會文化納入企業預算管理研究框架。但筆者認為，將經濟社會學作為企業預算管理的理論基礎是企業預算管理研究的發展趨勢。
過去我們以社會學為基礎指導企業預算管理，企業預算中國家政府的權利擴張擠占了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權利，使企業預算中多了政府的稅費、社會福利、社會贊助等支出，從而侵占了企業利潤。現在我們以經濟學為基礎指導企業預算管理，卻又造成了企業預算逃避社會責任的機會主義行為。他們認為，為了獲得最高的投資回報率，企業必須將社會成本以高價轉嫁給消費者，相反，如果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本不能轉嫁給消費者的話，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就會降低。但是，新經濟社會學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完成是企業生存的保證，企業預算必須以不污染、不從事非法業務等完全內容預算保護社會福利，企業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企業的社會責任支出雖然增加了當前的經營成本，然而，正是這些社會支出增強了企業內部員工的凝聚力和工作熱情，提高了企業的公眾形象與社會信譽，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回報。
我國企業預算在由原來的完全社會人角色向以經濟人為主的角色的轉變過程中，使企業預算管理者經常出現角色錯位和沖突，同時也就造成了從社會化過渡到社會化不足的現實。筆者認為，應該從我國市場經濟現狀出發，讓企業預算理論與方法處于一個逐漸社會化的動態過程之中，以逐漸彌補現行企業預算社會化的不足。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應該吸取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發展經驗，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應該相互學習，促進合作，兩門學科融合趨勢終將成為發展的必然。
三、新經濟社會學基礎：企業預算管理模式的改進
(一)企業預算管理環境拓展
我們可以在新經濟社會學的指導下，將企業財務行為視作一種網絡行為，網絡內每個個體的行為目標必須受其他個體乃至于社會結構體系的限定。完全無視網絡內其他成員的利益，片面追求企業個體利益最大化和股東利益最大化是一種企業短期行為的表現。在財務理論的指導下，將企業預算管理的環境鎖定在微觀層面(個人)、中觀層面(團體)、宏觀層面(社會)上，并將三者有機結合形成網絡結構，通過主要對中觀層面的環境進行研究，從而形成向內(微觀)、向外(宏觀)輻射的環境整體。環境往往與企業戰略相聯系，而對企業戰略的研究又被引向對企業價值鏈的研究。如果企業還是只關注價值增值流動的作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的經濟行為，那么就會造成企業過分干預市場、開發市場，產生倫理道德問題；如果不從企業個體、團體開始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不進行企業文化理念的提升，那么勢必在社會中造成企業不良文化的印象，企業終將自絕于市場。如此看來，企業在價值層面與非價值層面上都有來自于社會網絡結構的責任壓力，社會網絡結構帶給企業的許多無形的收益、無形的成本與費用，都是在企業預算管理環境研究中應增加的企業預算擴展內容，才能使無形收益、無形成本與費用有形化。
與ISO9000質量管理系統及ISO14000環境管理系統一樣，SA8000是由一些世界級的大企業發起，經濟優先權委員會(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CEP)后改名為社會責任國際(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簡稱SAI)制定，在1997年10月公開發布，并于2001年12月12日修訂的企業行為準則——“社會責任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簡稱SA8000)。這個標準包括的主要問題有：雇用童工、強制勞動、健康和安全、商會權力、貿易歧視、工作時間和工資等。SA8000的強制力來自對全世界的適應性和商業制裁。不少對外貿易經營企業在與美國等國家的公司簽約前，都會遇到同樣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對方SA8000社會責任體系認證確認。他們不僅要檢查產品質量，而且還將對企業員工宿舍、飲食水平、廁所衛生等進行一番認真細致的考察，看看這家企業是否盡到了“社會責任”。截至2003年8月，全國通過SA8000認證的40多家企業組織中，珠三角就占了30多家。截至目前，湖南省對外貿易經營企業有2791家，上規模、上檔次的企業有數百家，獲得此證的企業還沒有一家，今年湖南省全面啟動該項認證后，至少有80～90％的企業面臨“社會責任”的考驗。
(二)企業預算管理編制起點重塑
以舊經濟社會學為基礎的企業預算管理對微觀層面的個人行為重點研究，是個人對集體的博弈；以新經濟社會學為基礎，重點關注企業預算管理中觀層面的工作團隊(團體)行為與企業預算的關系，是一個合作生產集體與集體的博弈。合理設計企業預算組織、安排組織權力與組織權力分配，就會形成企業預算的團隊(團體)橫向的制衡與縱向的配置。只有把企業預算中的團隊(團體)完全放入社會網絡結構中，才能合理計量社員的退出成本，才能在公平與效率上尋求動態均衡，為團隊(團體)經濟與非經濟激勵提供基礎。將企業預算管理研究嵌入社會網絡結構之中，在充分認識企業預算管理環境的基礎上，采用經濟社會學理論進行企業預算管理組織再造。
王斌(1999)從企業生命周期角度對企業預算管理模式進行分類。他認為，處于初創期的企業采用以資本預算為起點的預算管理模式；處于增長期的企業采用以銷售為起點的預算管理模式；處于成熟期的企業采用以成本控制為起點的預算管理模式；處于衰退期的企業采用以現金流量為起點的預算管理模式[6]。于增彪、梁文濤認為(2002)，以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為特征的現代公司應以每股收益或利潤為起點編制預算[7]。王月欣認為(2004)，現代企業應以戰略財務計劃為企業預算編制起點[8]。以上對企業預算起點之爭，無不與企業戰略相關。我們認為，企業戰略是企業預算管理環境問題而非企業預算的本質問題。
對企業財務本質的認識，我們已經歷了“資金運動論”、“分配論”、“本金起點論”、“財權流”等觀點，“財權流”財務論(伍中信，1998)已達成了共識[9]。財權是一種“財力”和與此相伴隨的“權力”的結合，即“財權”=“財力”+(相應的)“權力”。這里的“財力”表現為企業的財務資金或本金，而相應的權力便是支配這一“財力”所具有的權能。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資金運動)與社會屬性(產權契約關系)，決定了財務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價值和權力的結合，企業預算也必然是價值與權力的預算。因為權力對財力的支配作用，決定了企業預算組織結構中權力安排問題成為企業預算管理的先行者，所以“財權”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企業預算的起點。
(三)企業預算管理控制改進
企業預算控制研究是為了有效防范預算風險，而企業預算風險主要來源于企業預算對企業預算環境的適應性。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發展、消費者消費觀的改變常常打亂了企業制定的“完美”戰略，甚至改變整個行業，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企業預算管理環境的變化就對企業預算管理模式加以否定，要控制好企業的業務而不是被它控制，就應將要做的事情計劃好，而不是應付變化。這樣就需要編制時間性更強、更加細致、與預算管理環境變化更加適應的變動預算。充分認識市場，感知市場變化先兆，達到有效控制預算管理所帶來的風險。
剛性控制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權力集中在高層管理人員的手中，強調對成員的嚴加管束，以制度控制為主；而柔性控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權力下放給下屬，引導成員自我管理，以文化控制為主。以經濟社會學為基礎，對企業預算管理的控制已經歷了從剛性控制到柔性控制的思想升華。隨著電子信息網絡的迅速發展，遠距離的即時通信已成為現實，這使得組織結構柔性化、組織層級扁平化、組織實體虛擬化。建立在嚴格的組織劃分之上的剛性的制度控制已無法適應企業的預算管理環境變化，而柔性控制思想環境適應性更強，符合“網絡組織結構”形式的管理方式。以文化、倫理、道德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柔性控制成為企業預算控制的主流。柔性控制思想符合“人本管理”理念，重視成員的發展生涯，培養組織的學習能力，倡導成員一專多能，提倡無邊界管理，按市場需要靈活組建團隊，使組織形成一種能適應市場復雜多變的快速反應能力，建立一種能夠激勵的組織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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