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善平 蘇艷霞]
１９８１年，上海成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后的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上海會計師事務所，標志著新中國注冊會計師（ＣＰＡ）行業得以恢復。從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國ＣＰＡ行業可謂“風平浪靜”，客戶幾乎沒有就審計業務同審計職業界發生法律糾紛。但這并不意味著此時的審計質量就很高，而是因為這期間的股份公司數量較少，股票是一種稀缺資源，投資者很少考慮企業的財務狀況、盈利能力和審計報告的質量，信息披露違規現象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深圳原野公司事件和北京長城公司事件的發生，引起人們對深圳特區會計師事務所和北京中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質量的關注，從而揭開了我國對獨立審計質量、職業道德認識的序幕。１９９６年以后，幾乎每年都有會計師事務所受到證監會的查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的“瓊民源案”、“紅光實業案”和“東方鍋爐案”，２０００年的“鄭百文丑聞”，２００１年的“銀廣夏風暴”等。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獨立審計質量確實不盡人意。
一、我國獨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
１．制度建設不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不強。表面上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立審計人員是由股東大會聘請的，但實際上是由上市公司的代理人聘請的，這使得ＣＰＡ向上市公司管理層“尋租”或與之合謀成為可能。因此，我國會計市場上出現委托者自己出錢委托中介機構來審計自己編制的財務報告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２．企業所有者控制權“缺位”，致使市場并不真正需要高質量的獨立審計。我國的上市公司大多為國有企業，企業的控制權事實上掌握在管理者手中，他們需要的不是嚴格的公正審查，而是“迎合政府管制機構的審計報告”，于是，“包裝上市”、“模擬改制”和沒有實質內容的重組層出不窮。另外，我國審計市場的發展又不同于西方國家，會計師事務所長期依賴政府，而各項制度安排天生就排斥市場信譽機制，高質量不能帶來高收益，相反，“規范執業找死”、“不規范執業等死”導致獨立審計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由此則滋生了代理人的“說謊”與“偷懶”。于是，失去了獨立性的ＣＰＡ被迫在獲得收益與承擔風險的夾縫中生存。
３．法律訴訟制度和賠償制度不合理。我國的法律訴訟制度規定“誰主張，誰舉證”，這就加大了訴訟者訴訟的難度，即使訴訟者勝訴，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得到巨額的懲罰性賠償。因此，一個理性的經濟人是不會做那種“贏了官司，不贏錢”的訴訟的。由于訴訟壓力很小，而政府管制機構的查處概率也較小，機會主義使得ＣＰＡ違規，獲取不正當收益。雖然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但它給出的進行民事訴訟的四項前提條件卻使得訴訟成本大大增加，這也就降低了注冊會計師行為不當被起訴的概率。因此，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總體偏低的現狀。
４．從業人員整體素質不高。目前我國ＣＰＡ行業中有相當大比例的從業人員知識學歷層次較低，知識結構老化，根本不能滿足知識經濟時代對專業人員的要求。
５．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治理結構的缺陷。內部治理結構是ＣＰＡ執業質量能否得到保障的關鍵。雖然我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已完成脫鉤改制，但仍有不少會計師事務所延續原有的體制慣性，其治理結構形同虛設，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６．政府政策變動不具可預期性。這使得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不可能對長期收益形成穩定預期，因而不會重視自身的信譽。證券市場中的會計師事務所在１９９８年進行了一次產權變動，時隔不到兩年，即在２０００年，大部分的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又進行了一次合并。如此短暫的、不可預測的、強制性的產權變動使原合伙人對自己在會計師事務所中產權份額沒有安全感，對未來也不能形成穩定的預期，再加上“有限責任”的“催化”作用，合伙人的短期行為比以前更加嚴重了。
二、治理對策
１．提高我國ＣＰＡ的獨立性。杰里·Ｄ·沙利文等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