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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則發展的最重要規則應當是“適應環境”。而新會計準則出臺的原因,正如I鄄ASB的主席在分析FASB制定準則的依據時說的那樣,就是“環境使然”。筆者認為,正在推出的新會計準則體系不但是順應經濟發展的衍生物,更準確點說是突發性經濟事件的產物,就如同2001年以來美國出現的系列財務丑聞案催生了《2002薩班斯-奧克斯萊法案》,中國準則體系也是受以下幾方面事件突發催生的:
第一,近年來中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新事物,給會計實務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如企業兼并、融資租賃、物價變動影響和國際結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許多新的會計技術方法和新的會計準則;
第二,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頻繁出現的會計信息失真以及股市波動問題,部分暴露出會計規范不完善和準則既定原則廣泛適用性問題,既定的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滯性和主觀性導致整個會計和審計行業受到批評。
第三,加入WTO以來,發達國家設置種種壁壘阻撓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且訴諸各種反傾銷訴訟使中國遭受了大量經濟損失。例如,2004年歐盟在評估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時,就設置了獨立于雙邊協定和WTO規則之外的條款:必須建立一個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的、賬目清楚的會計記錄,該會計記錄應當由獨立的機構根據國際會計準則進行審計。諸如此類的“霸王條款”是促動我國推動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趨同的最直接外部動力。
新會計準則的主要革新措施基本可以概括為三大類。
對會計核算基本原則的革新
美國會計準則和IFRS比較側重公允價值的應用,體現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新準則體系中權責發生制和歷史成本不再作為會計核算的基本原則,權責發生制并入會計分期基本假設,歷史成本體現在會計要素的計量中。但也繼續保留了重要性原則、謹慎原則、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等,也強調了可比性、一致性、明晰性等原則。
考慮到中國市場發展的現狀,本次準則體系中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等方面采用了公允價值。但是總體上說,新會計準則體系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還是比較謹慎的。一方面,公允價值反映現時價值,與決策確實比較相關,但其可靠性的取得難以確保,而且公允價值增值的收益并無相應的現金流。另一方面,IFRS也并未完全否定歷史成本計價,因此公允價值運用程度上需要慎重考慮。
對金融企業會計準則的全面變革
一是單獨設置了《金融企業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以獨立于非金融企業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體系,規范新會計準則體系下金融企業會計科目的設置,賬務處理,報表體系的構成、報表項目的內容、報表格式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擔保公司、租賃公司等金融企業應執行《金融企業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
二是在準則體系中,只適用于金融企業,或者偏重于金融企業應用的會計準則達6項。前者包括《保險合同》和《再保險合同》兩項準則,只適用于保險公司;關于金融工具的4項具體會計準則主要適用于金融企業,但非金融企業對所涉及的金融工具進行會計處理的原則也應與其協調一致。
之所以為金融企業單獨“開小灶”,其實就是符合上文所提出的突發性經濟事件的理論的,在金融企業中蘊含的更大的風險因素促成新準則體系必然要對其強化制度約束力度。
部分具體會計準則的主要變化
(1)企業合并準則。中央控股或集團內企業之間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并交易行為,合并對價也不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不代表公允價值,因此以賬面價值作為會計處理的基礎,以避免利潤操縱。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設合并)可以有雙方的討價還價,是雙方自愿交易的結果,因此有雙方認可的公允價值,并可確認購買商譽。商譽的減值問題在資產減值準則中單獨予以規定,只減值不攤銷。
(2)資產減值準則。明確了若干項資產減值跡象,以及可收回金額為協議銷售價格減去處置成本后的凈額或者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兩者中的較高者。同時明確所計提的減值準備不得轉回。
(3)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準則。
(4)捐贈與補助準則。IFRS對政府補助和政府援助采用全面收益法,但中國有所不同,準則規定對研發撥款等文件明確會計處理方法的,應從其規定(例如將專項撥款視同國家投資,計入資本公積);沒有特殊規定的才計入收益。
(5)生物資產準則。本準則主要規范農墾企業對生物資產的會計處理,將生物資產劃分為生產性、消耗性、公益性三類,分別進行會計處理。該準則不引進公允價值計量。